军中的岁月

  　军中的岁月
　　
　　一、我还是和尚
　　
　　从军报名之时，我為什麼选择了通信连？这是当时招兵站的几位军官的建议。因為，从一个每天拜佛、吃素，而心存慈悲，主张戒杀放生的和尚，突然进入军中，成為一个荷枪实弹的军人，时时待命到前线、上战场、衝锋陷阵，两军相对时，开枪发砲，乃至於近身肉搏，都是残酷的杀戮行為，和佛教的信念相背。但是，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臺湾最容易的路。我既无信徒，也没有积蓄，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所以考虑再三，只有选择了从军的路。而招兵站的军官说明了，只要人数招齐，马上开船送往臺湾，接受新军的训练；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分，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衝锋陷阵，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
　　
　　就这样，到了军中，换了衣服，大家还是称我们和尚。长官和同事偶尔还会叫我们和尚，有的是出於玩笑，有的是出於关心。这对我来讲，倒是一重道心的保护网、信心的维持剂，所以非常感谢他们。直到我十年之后退伍那天為止，虽然已经升迁调拨，换了许多单位，我都会主动地声明：「原来我是和尚，将来还要做和尚！」这对我来讲非常有用，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许多年轻的同事，偷偷地结伴出去吃、喝、嫖、赌，就不会把我算在裡头；每逢假日，我也可以有个人的时间来做自我的进修。
　　
　　从寺院生活进入军队生活，是我生命史中的第二次大转变。当我以一个农家的少年进入寺院之际，必须处处学习，时时留心，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希望把和尚做好，所以兴趣很浓。然后，由於弘扬佛法的心愿，又使我不断地努力以充实自己。现在进入军中，除了跟丛林寺院同样是过团体的生活，所有的想法、说法、作法，都跟寺院不同。寺院讲「弘法利生」，军队讲「保国卫民」；寺院讲「戒律威仪」，军队讲「军纪」；寺院讲究的是「清净庄严」，军队讲究的是「生龙活虎」等等。一时间，很难适应。特别是饮食问题，我已将近六年未碰荤腥，进入军中第一餐，是在上海的招兵站。那是借驻大通路的楠木仓库，房子虽大，可是容纳一个团的新兵时，还是把楼上楼下挤满了人。由於没有充分的卫生设备，所以户外以及屋顶平臺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大便，我们的饭厅，也就是在这样的场所，饭筐菜盆就摆在这些处处人粪的空隙之间。菜色虽然差，还有几片薄薄的肥肉，漂在菜汤的面上，几乎使我头晕目眩，好不容易才把一碗白饭囫圇地吞下了肚。此后，每到吃饭，虽然肚子饿，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所以有些人待了一天就溜了。
　　
　　但是，我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因為听说到了臺湾，青年军的新兵完全是新式的教育，美式的装备，训练的营地像花园，士兵的生活像学生，所以暂时忍受了下来。五月十九日，我们终於在上海外滩的码头上了船，经过了两天的航程，抵达臺湾的高雄上岸，然后乘坐无顶敞篷的载货列车，经过一夜的时间，到达了新竹，住进一家已经废置了的日据时代的玻璃厂。在上海时所听说的军营营房如花园，军营如学校，事实上到了臺湾，我们所经验到的生活环境，是四周围著一丈多高的竹篱，出入受到管制，门禁非常森严，吃的是一日两餐，每餐是糙米饭和酱油汤，喝的是浑浊的井水，睡的是砖砌地铺稻草，连盖的也是稻草，三个人共用一条棉纱毡，好在初到臺湾，是温暖的初夏。当时，除了站岗守门的警卫排，拥有破旧的中正式步枪，其他整整一个团，只有少数的高级军官有几把手枪，其他都是赤手空拳，每天顶著烈日，光头、赤膊、赤脚、穿著短裤，在操场和野外接受入伍生的训练。
　　
　　就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几位同学，由於无法适应，忍无可忍，也因為被长官调出通信连，拨进砲兵连，使他们非常地失望和痛苦，就在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中，溜出了营房，脱离了军队。我们就是為了避免放枪开砲、亲手杀人，才选择了通信连的。可是，军中的人事很难预料，先前招兵站的军官，有好几位已经不见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的心裡也盘算著究竟是离开的好？还是既来之则安之，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在军中待了十年。那固然由於我在从军时的心态和心愿，希望早日回到大陆，我应该要尽一己之力，同时后来也听到离开军队以后那几位同学所提供的消息。那个阶段，从大陆到臺湾的出家人，景况也非常地艰难。本省的寺院都拒绝收留，外省来的法师则自顾不暇。例如有一位同学到臺北市的某寺投奔某一位大德法师时，只允许他逗留一宿两餐，否则就要招宪兵抓他回营，因為他们也很害怕，收留逃兵会惹来麻烦。
　　
　　事实上，在一九五○年，臺湾省曾经发生到处滥捕大陆和尚的风潮，连同颇享盛名的慈航法师，以及他的中将出家徒弟律航法师等数十人，都曾被逮捕监禁在看守所。所以，他们倒羡慕我们还在军中的僧侣，平安无事。真是百动不如一静，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在臺湾，经过几个月的新兵共同生活之后，我才发现当初的二○七师青年军，到了臺湾已经变成了普通的部队，而且从二○七师被整编到三三九师，士兵的分子也没有多少是知识青年。原来在东北二○七师的师长戴朴将军，已升為第六军的军长，当时的二○七、三三九两个师都属於第六军。当他到新竹跟我们训话之后，他要凡是读过大学的人举手，并且站到司令臺前去，结果只有三十多个人被他带走了，他说他要培养知识青年。其次，他又叫高中毕业的学生举手，这一下，大家都希望被军长带走，所以举手的人很多。我们有五个静安佛学院的同学，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程度，两种都想举手，两种都不敢举手，所以没有被军长带走。那一天被带走的高中生，后来就在北投的跑马场，也就是现在的復兴岗，成立了学生大队，给予班长的基本训练。而那些大学生，有的投考大学，有的投考军官学校。这位戴朴将军，的确是爱才如命，军中同袍都很爱戴他。
　　
　　后来我们的部队调动了好几个地方，从新竹到北投，从北投到新庄，从新庄到淡水。虽然都是在臺湾北部，可是调来调去都是徒步行军。当时我们还没有通信的器材如无线电发报机、电话、电线等，只有个人的背包及简单的衣服。而我和另一位静安寺的同学，负担却要比其他人的重些与多些。我的僧服虽然已经结了离营同学的缘，从上海随身携带的几十本心爱的书籍，则始终捨不得丢。在一个地方住定之后，我们两人是个图书馆，大家都来借书看，一旦要拔营移动时，全数都会还了回来，所以，我们的行李背包特别大，也特别重。我的那位同学在移动两次后，非常生气，把书丢得乾乾净净，因為大家既然都不想分担携带，也就不要分享这一份读书的利益了。而我则一直把它们带到臺北县的金山乡為止，那是一九五○年六月的事，我已经当了上士报务员，移防的时候，有权利可以交託部队卡车运送了。
　　
　　我怎麼会从入伍的上等兵，在一年之间当到了上士报务员的？那是因為部队到了北投，驻扎在老北投国民学校，有一位年轻军官跟我们几位和尚兵接触，在谈吐、语言、举止之间，都觉得我们应该是大学生。奇怪地问：「為什麼没有被军长带走？」我说：「我们是和尚，佛学院毕业，没有受过高中的训练，当然不知道大学是什麼！」那位军官马上鼓励我们：「不管怎麼样，佛学院不是大学，也应该是高中啊！不进大学不进官校，也应该去学生大队啊！国家需要人才，你们这些优秀青年，赶快去接受干部教育！」
　　
　　因此，我们真的去报了名，参加入学考试。不考佛学不说，也不考国文和歷史，试卷是三角、几何、代数三种，这是為了测验正式高中程度的最好办法。结果，我们之中只有一人，因為他在南京栖霞山读过两年高中，而被录取之外，其他几位，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交了白卷，真是丢脸！好在监考官并没有指责我们，反而安慰我们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回去好好努力，明年再来！」另一位监考官还认為我们是故意交白卷，為了害怕干部生活的训练太紧、太苦。但是，到了同年的十月中旬，我已把初中程度的课程做了几个月的準备，首先考取了步兵班长的教育。到了十二月中旬，又转考了第六军军部报务员训练班，这个时候，我大概已经是高中程度了。
　　
　　读者想来一定奇怪，在这数月期间，我又没有进过正式的中学，进步那有那样的神速？其实，说穿了很简单，我连续参加了三次考试，把每次的试题记住不少，再跟其他落选的同学互相研讨，彼此帮助，同时也请教了那些已考取的同学，如何掌握考试的范围与原则，我就是这样非常取巧地考上了。那是我真的已经有了高中程度吗？不敢相信，不过是幸运地被录取了而已。
　　
　　因為我是个佛学院出身的和尚，每次参加考试，都会遇上困难。加上我的体质、体重和身高不成正比，一公尺七二的身高，而体重则从来没有超过五十二公斤，我曾经考过军官学校，结果没被录取，然后考陆军通信兵学校，几乎也是要被剔了出来，就是在笔试的测验，也老是不是名落孙山，就是险险地过关。不过我有一个信心：任何学校和训练机构，不怕考不取，只怕不去考；只愁进不去，不愁不毕业。鍥而不捨地努力，一定会达成愿望，程度不够不要紧，加倍努力就赶上。这是我的信念，从进佛学院到各项的训练班学校，乃至到了一九六九年进入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硕士班，也都是抱著这样的信心所达成的目标。
　　
　　二、从戎不投笔
　　
　　根据《后汉书?班超传》：班超因為家贫，常為政府抄写文书，以供生活所需，日积月累，颇感劳苦与厌倦，所以投笔而嘆：「大丈夫无他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騫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人因以这个典故，就把弃文就武，称為「投笔从戎」。其实，歷史上许多著名的武将，都兼具卓越的文才，所谓「允文允武」、「智勇双全」的儒将，上马杀贼，下马赋诗，出朝為将，入朝為相。可见从戎未必需要投笔。
　　
　　我是和尚，当然不是武人，既然侧身军伍，那就算是军人。可是我随时都在準备著回復僧籍、恢復僧相，从大陆随军赴臺之际，所带的书籍之中，多半是佛典，另外是文学、哲学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厚厚的日记簿，每天就是再忙，还是会看几页书，写几行字，特别是每逢星期和假日，以及由於风雨而无法到户外出操之时，军中的同事们，不是呼呼大睡，就是到福利社、小饭馆，或者是小戏院等场所去消遣，以调剂军中紧张、平淡而又枯燥的营房生活。甚至有一些军官还勉励士兵说：「睡眠重於营养。」假日最好痛痛快快地睡觉，既省事又省钱，尤其能够减少外出的机会，等於保障士兵和军队的安全。而我应该是长官们最喜欢的一种人，利用空閒啃书本，除了在集训期间、操课时段，不许有个人的时间之外，平常还是有不少的空閒可以让我来支配，所以读了很多书。特别是在部队驻防时，属於个人的时间更多，乃至於到了吹过熄灯号之后，我还可以从厨房的伙夫同志讨一些花生油，盛在墨水瓶裡，在瓶盖上钻个洞，用破布条当灯芯，找一个不会妨碍他人睡觉的角落，点著看书。这样的行动，虽然不受军队的团体纪律所容许，却也能够受到多半长官的掩护，睁一隻眼、闭一隻眼，装作没看见，也就算了。
　　
　　一九五○年的六月，我被从军部的通信队，以上士报务员的阶级，分发到三三九师的一○一六团团部所在地，臺北金山乡的海边，而在金山、石门、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一九五二年十月，由於部队整编，我被调到臺北圆山忠烈祠，那是第六军司令部的所在地。一九五三年六月，调到了桃园县的杨梅镇，同年的十二月就考取了在宜兰员山的联勤通信兵学校。一九五四年六月，随著部队的编调，我到了高雄县凤山镇五块厝的建军营房，那是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好不容易从一九四九年到这个时候為止，我已经从上等兵、上士，而升到了准尉军官，算是我从军过程中的一个大转变。如果我不是和尚出身，而是正式的高中生，或者是身体再健康一些，经过五年时间，该已经是陆军官校毕业，至少也是少尉和中尉的阶级，升得快的已经是上尉了。
　　
　　在这五年之中，我也读了不少的书，主要是一些中国旧文学，及西洋翻译文学的作品，也看了不少当时能够借到的哲学、政治、法律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概论性的书籍。有的是从旧书摊上买的，有的是从各县市的图书馆借的，有的是从用卡车载著到各乡镇乃至於海边让人借阅的巡迴图书馆借的。那是臺北市立图书馆、高雄市立图书馆等借书，其中有的是由他们的图书巡迴车，有的是到他们的图书馆去借阅。这使得我充实了不少一般国民的通识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常识。
　　
　　这一阶段，我已经没有佛经可读。我所到过的臺湾本省寺院并不多，像圆山、内湖等几个寺院，所见的僧尼，几乎都没有读过什麼书，也没有年轻的人，除了几本破旧的课诵本及懺本，根本不见有其他的佛经和佛书，当然更谈不上有《大藏经》了。后来，到了凤山佛教莲社，让我见到一本《楞严经》，而能借我一个星期，我已经如获至宝。因為那裡只有一册，他们不能以此相赠。臺湾之有经典流通，是在一九五二年之后，由钱召如居士等成立了臺湾印经处，以及张少齐居士等经营觉世图书公司。但是，他们经费有限，原典的佛经不多，要看佛书的人也少，所以流通和发行的数量极少。正好让我有了这麼几年的空档，读到了一些佛教以外的书籍。
　　
　　军中青年用功读书，都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準备考军官学校或者是高普考及特种人员检定考试等。因為我的体格既不够投考军官学校，也无意要在退伍之后做公务人员，所以阅读的书籍似乎漫无目的。甚至於在金山乡驻防的那一个阶段，我们连上的一位官员，特别注意我的思想，并且认為我有问题，被叫去谈了好几次话。尤其，在那个年代，军中如火如荼地，不知是谁发起了「刺青效忠运动」，有的人模仿岳飞在背上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有的在胸部，刺上青天白日中国国民党党徽，有的在两条手臂刺上「三民主义万岁」、「蒋总统万岁」，那官员问我：「要刺什麼字？」我的回答是：「报国卫民，忠诚不二，心最要紧，何须刺字！」结果他说：「我看你是什麼人派来的吧！你说你是和尚，恐怕是一种身分的掩护。」在那时代，这是一顶非常可怕的帽子。
　　
　　第二天，在我上课时，他去查了我的书籍和笔记本，发现我抄了一首唐朝的大诗人王翰所写的〈凉州词〉，那是一首七言的绝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因為这是厌战的诗，跟李华的〈弔古战场文〉同类性质，所以更加地使他怀疑。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一个阶段，我读的文学作品很多，他应该仔细地看一看我那本笔记簿裡所抄的，还有很多唐、宋、五代的诗词，乃至於元人的曲。我是拿来欣赏和背诵的，并没有想到跟反战、厌战的问题连在一起。
　　
　　好在这位官员来到连上不久，他未敢骤下断论，所以去问了连上其他长官及老同志。当然，我在连上已经相处一年了，特别是我们无线电排的排长，他是一位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的行伍军官，我们经常接触谈天，他没有把我当成部下而是把我当成年轻的弟弟来看，尤其知道我是位和尚特别地爱护。所以这一场几乎要我老命的风波，就算不了了之。但我也因為这一笔记录，一直过了好多年，再也无人敢於介绍我加入国民党為党员了。这也可以说，那是我们当时所处时代社会的一种悲剧。
　　
　　我在军中，收穫最大的是把我的一枝笔锻鍊了出来，在上海读佛学院的时代，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嘉奖，每次壁报必定有我的文章，在我们同学所编辑发行的一份月刊《学僧天地》上，我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并已养成了日常写日记、看书做笔记的习惯。到了军中，曾有一个阶段，部队的长官规定每人每天都要写日记，一方面让大家有机会发洩自己，同时也可以把意见从日记上向长官反应。最大的作用，能够从日记上日积月累地发现士兵的思想，也是一种防谍的措施。我就用日记来每天发表自己的谬论。因此，不管是部队也好，训练机构也好，凡是要出壁报，长官都会挑选我為主编，担任选稿、改稿、撰稿和编排的工作。我的毛笔字写得很差，可是每次编辑壁报时，总是徵召我去披掛上阵。
　　
　　在驻防金山海边一带的时候，阅读文学作品，同时也学著写作短篇小说、散文和新诗，常常向我们第六军军部的一份小报叫作《雄狮》的副刊投稿，从特约记者而成為特约撰稿员，连续做了两年多，并且向社会的文艺刊物像《当代青年》等投稿。每一个月所得的稿费，往往要超过一个上士的薪餉，所以常常被同事和长官找去做「大头」。事实上，我的钱还是不够用，因為需要买书。虽然当时我的文字并没有成熟，也不知道什麼是自己的思想，只是把自己能看到的、想到的、能够鼓励自己的、安慰他人的事，用真诚的心和朴实的笔，表达出来，奉献给读者。我也常常遇到思想上的瓶颈，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但是，当我看书和写作的时候，就能為我化解了现实的迷闷，展现了内心的光明。
　　
　　我在一九五三年，报名参加了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的是小说班。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沉樱、赵友培等六、七位当代有名的文艺作家。因此，我拼命写小说，短篇、中篇、长篇我都写。当然我的人生经歷和学识的修养以及对於现实的观察，都不够深入，对於小说的写作技巧也没有练成，写出来的中篇和长篇，尚未向杂誌、报刊投稿，便送去文艺奖的评审会希望得奖，其结果是可想而知了。被退回的那些作品，我对它们再也没有信心，就给予付之一炬。到现在為止，我只留下曾经被刊於《文坛》杂誌的〈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事，后来被收於佛教文化服务处為我出版的文集《佛教文化与文学》。当时的《文坛》杂誌，是由穆中南先生主编，他的水準相当不错，跟他时代相前后的《野风》、《拾穗》、《畅流》等，都是差不多水準的文艺刊物。当时我也写了很多的新诗，在不定期的新诗刊物以及几家文艺刊物，用了很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几十首新诗。到现在，却一首也不见了。
　　
　　到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因為我佛学院的一位同学，见我发疯似地写新诗、写小说、写散文，而却得不到奖，成不了名，所以劝我改写理论性的文章。他当时对於国际时事及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非常热中，所以劝我来分析国际时事，或者专写政论的文章。这使我灵机一动，我也可以试著写哲学和宗教的文章了。正好我的直接上司，一位无线电臺的臺长，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知道我是和尚，还是送了我一部《新旧约圣经》。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很仔细地把它读完，而且也做了不少的笔记。到了同年夏秋之际，让我看到了一本基督徒批评佛教的书，那是因為有一位煮云法师写了一册《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引起香港的一位牧师，為了驳斥这一本书，他写了一本小书。当我看了之后，觉得我也可以写另外一本小书，把基督教牧师的理论驳斥回去。那本小书的内容有多少价值，观点是否公正，不去管它，至少我已经能够一口气写出了一篇长达四万多字辩论式的文章。
　　
　　这使我在当年秋季被调到国防部，驻到新店之后，就开始阅读了一套《胡适文存》，以及罗素的《西洋哲学史》中译本，并且读了香港王道先生主编的《人生》杂誌，这些都是富於思想性和观念性的作品。因此，我也开始為香港的《人生》及臺湾的几家佛教刊物如《海潮音》、《佛教青年》、《今日佛教》、《人生》等撰写论述和思想性的稿件。
　　
　　我每投一篇稿子，都能受到主编的讚赏和鼓励。所谈的问题分成两类：1.是探讨人生的问题，指出人生的缺陷、寂寞、苍凉、痛苦，而提倡努力、昇华、超脱、安顿，并且相信定有一个美丽的未来境界，要我们人类共同去开创。这些文章，已经蒐集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為我出版的《佛教人生与宗教》那一本文集中。2.是探讨宗教和文学的问题，曾经為了探讨胡适先生的宗教思想而写过两篇文章。同时，因為读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发现其中有关於佛经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连续地在第九章、第十章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使我得到很多的啟发，便提笔写了一篇〈文学与佛教文学〉投刊於《佛教青年》，运用我当时所具备的一点关於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常识，调和著我对佛教的粗浅认识，主张佛教徒应该多尊重文学的作品，而且要写文学性的作品；作者要讲究技巧，透过文学的笔触，能够明白如画地表现出佛经的理念，应该写出悲心主义的文学作品，同时呼吁读者们重视文学作品，而不要把它当成雕虫小技来看。那时我主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採纳西洋人的特长，表达大悲佛陀的理想。」这也正是我当时读书做学问的三个系统的匯合為一，那就是佛教的、中国的、西洋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当时佛教界的两位文艺作家，分别撰文向我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也接受了这一场挑战，而连续又写了两篇的文章：〈再谈文学与佛教文学〉、〈三谈文学与佛教文学〉。真所谓好汉不打不相识，最后这两位都成了知己的笔友，那就是张曼涛先生及无念居士程观心。
　　
　　不论这三篇文字，所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已经成熟，我当时要提倡佛教文学，重视佛教文学的用心，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后悔。也可以说，因為我自修过文学的著作和摸索过文艺的写作，所以我能够体会到要写一篇文章，必须先要考虑到读者是谁？他们是不是需要？能不能够看懂？愿不愿意看我的文章？至少，要让读者读我的文章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压力，并且还能够得到若干心灵的啟发和知识上的消息。否则的话，不论是存了多好心来写文章，都是对於读者们的一种虐待。我有了这一点心得，所以就不断地有空就写，一直写到现在。
　　
　　三、学佛与佛学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的工作单位改到了臺北，那是因為考取了国防部的一个情报侦收单位，从事於无线电通信情报的侦收工作。那时候，虽然跟大陆隔著臺湾海峡，但是，每天都面对著大陆的无线电通信人员，连他们的性别、姓名，甚至年龄都清楚。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或者是已经知道，可是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谁。这种工作，完全是看个人的勤惰而向上级提供成绩。我还算是一个相当尽职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得到了几次奖励。
　　
　　只是，这种工作必须是二十四小时，所以採用三班制：白天班、小夜班、大夜班。白天班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小夜班相当於一般公司行号的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大夜班则由午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最难熬的是大夜班。特别对於我来讲，每逢大夜班，第二天白天也是睡不著，正好用来看书、打坐、念佛。
　　
　　这时候，可以到手的佛书已渐渐地多了，有的是从香港输入，有的是在臺湾翻版，像大部的《华严经》、《大般涅槃经》、《法华经》、《金刚经》的註解，还有，当时的印顺法师正在担任臺北善导寺的住持，他的学生演培法师，在新竹福严精舍任教，我於假日去善导寺，偶尔会见到他们，而演培法师知道我喜欢看书，就蒐集了印顺法师所有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和译著，赠送给我，这使我既有时间，又有书本可读了。
　　
　　作為一个佛教徒，本来就应该学佛与佛学不可分割，依据佛学的义理和方法，作為修学佛道的指标和依归。如果仅仅研究佛学，那是一般的学者，可以用来作為著书立说、上课、演讲的资料，甚至於作為谋取生活所需的工具，对於歷史文化的探讨和介绍是有贡献的，而对於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乃至於人格的影响，品格的昇华，并没有太多的作用。因此，这样的人，被佛经裡形容成為「说食数宝」，也就是光唸菜单而不享用，代人计算财宝，不属自己所有，皆无实益可言。
　　
　　然而，一般的大眾，信仰佛教，并且也会念佛、吃素、打坐、诵经、拜懺，可是并不在意佛法义理所在，不懂有漏、无漏、有為、无為、世间法、出世间法、入世、出世，乃至佛法和外道等的异同之处。从外表看，他们的确是佛教徒，当跟他们对谈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和附佛法的外道，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神、道教并无两样，真是非常可惜的事！
　　
　　正因為如此，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都主张行、解并重，如鸟两翼，如车两轮。解而不行故无益，行而不解是盲从。基於这样的理念，我当然是主张知行一致。因此，当时我对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的哲学非常地赞同。虽然当时的全国上下都在以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来勉励每一个人，我也能够接受。若从「即知即行」、「即行即知」、「行解相应」的观点来谈，学佛与佛学是绝对地正确的。若要求大家「彻知彻悟」而后行，那就错了，因為凡夫都是「后知后觉」者，所以孔子说：「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对的。中山先生在他的《孙文学说》裡，对这个问题举了很多例子，直到现在，我对於没有信佛教的人也是这样的鼓励，不需要精通佛教义理之后才开始信佛、学佛，应该开始了信佛、学佛之后，同时要增进对於佛法的理解。许多人，希望在瞭解佛法之后，要待能够持戒清净，才来成為佛教徒，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永远没有成為佛教徒的机会了。
　　
　　在一九五七年开始，臺北佛教界的几本刊物的负责人，知道我会写文章，而且是在臺港几家文学及哲学性的刊物投稿，也知道我写了一本有关基督教与佛教的小书，所以纷纷向我约稿。我也正在希望把当时看到、想到、接触到的若干佛学理论和佛教现状的问题，写出来分享给我们这个社会的读者大眾。也可以说，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要把正确的佛法和艰涩难懂的佛经佛理，用人人都能接受、看懂的文字表达出来，提供给需要佛法的大眾。所以，能有几个刊物，提供我发表的园地，真要感谢他们！纵然，这些刊物虽有定价，但是卖不了钱，对於作者也就不会提供稿酬。然而，对我来讲，金钱不是问题，只要有人能够看我的文章而接受佛法，我就感到满足了。当时我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其中以「醒世将军」用得较多，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五十岁以上的佛教徒，就是因為当时看了「醒世将军」的文章而信佛、学佛的。可是，他们多半已经不知道那究竟是谁了。
　　
　　近世以来，从佛教徒本身的表现看也好，从学者们对於佛教的认识和价值的评断来看也好，可以用几个名词来说明：迷信、消极、不生產、分利分子。其实，释迦牟尼佛所创的佛教，并不是这个样子，出家僧团中的僧人，每天都有他们该做而须做的事，那叫作精进的修行，而且也不脱离人群。例如释迦牟尼佛制定比丘必须向人间托悖宕嘶峤鸱ǖ睦砟詈途褚约胺鸾掏降纳罟旆丁⑽褰洹⑹疲┑饺思淙ィ猿扑菫橛位思涞摹溉思浔惹稹埂�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向一位农夫托闫蚴常俏慌┓蚯胛史鹜邮湾饶材幔骸肝颐侵痔铮杂惺澄锍裕悴恢痔镌觞N也要吃？」佛陀的回答是：「你种田，我们沙门比丘也种田，你是种山野的泥田，我们是种广大眾生的心田。」农夫听了，非常欢喜。而传到中国的佛教，因為社会的风俗轻视乞丐的行為，所以比丘只有在寺院的山林裡自耕自食，就像唐代的百丈禪师当时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禪生活，也没有不事生產。
　　
　　然而，到了近世以来，大的寺院靠山林和农地的租收维持，小的乡村和城市的寺院，就靠香火、经懺和信徒的应酬交际来维持。他们未必没有课诵或禪修，但和整个广大社会的群眾脱节却係事实。也由於这样的原因，寺院的经营，既不是為了教化社会，对法的弘扬也就显得并不重要，既然不需要弘扬佛法，也就没有人来培养弘法的人才和感到弘法人才的需要，以至於佛教给人的印象和看法，就变成了逃避现实，与世无益，甚至迷信有害，而应加以废止和淘汰的宗教。
　　
　　这也就是為什麼近代的杨文会仁山居士，要提倡刻印佛经、流通佛书，并且成立学院，培育僧俗的弘法人才了。他的学生太虚，起而提倡「人生佛教」；太虚的学生印顺，继而主张「人间佛教」；我的师父东初老人，则办《人生》月刊；而我自己在臺湾创立「法鼓山」，目的是在「建设人间净土」。这都是為了挽救佛教慧命於倒悬的措施，也是回归佛陀释迦牟尼本怀的运动。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之间，我针对著这些问题，写了十多篇文章，就是為了釐清这些问题。例如寺院以经懺佛事作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便使得僧眾以念经、拜懺、念佛的修行当作谋利的工具，而失去了修行的意义；信徒们跟寺院来往，要求代為诵经拜懺，并议价计酬，一卷经多少钱，一部懺多少钱，两个小时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便使得三宝之一的僧宝，失去了值得敬重的尊严和地位，而把他们当作木工、裁缝、厨师等等的僱佣同等看待，所以不称「师父」而叫「师傅」了。可是，几百年来，佛教中还是依靠经懺而苟延残喘地维繫了下来，也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用。為此，我便写了一篇〈论经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的万言长文，我的结语是：「佛事总是要做的。不过，理想的佛事，绝不是买卖。应该是修持方法的实践指导与请求指导，因為僧眾的责任，是在积极的化导，不是消极地以经懺谋生。」
　　
　　「各道场尽可能皆以弘法為要务，尽可能都以信施（不是买卖）来维持。不得已而非做『经懺』不可者，则佛事是斋主与僧眾双方的修持，凡做佛事，僧眾固该如理如法，虔敬以赴，斋主閤家也该跟随僧眾参加礼诵，以其超荐先亡的机会，共浴佛教的甘露法味。最低限度，也得於佛事之中，增加一个向斋主说明佛教及佛事大意的节目。唯有如此，庶几不将僧眾当作计时赏酬的工人同等看待，庶几不失佛事之為佛事的庄严。」
　　
　　另外，认為佛教消极，对社会没有贡献这种形象，我也屡次提出了说明，例如：
　　
　　我在〈人心的安顿和自性的超脱〉那篇文章裡边说到：「一般的学者，往往攻击佛教的自私和遁世，说佛教主张涅槃寂静，主张超出三界，而不将自己贡献出来，美化这个现实的人类社会……。粗看起来，佛教讲求个人自性的解脱和昇华，好像是自私的；事实上，这一自私的终点，正是慈悲精神的圆满表现，自私是為个人的超脱，但若要求获得个人的超脱，又非以慈悲救世的心量和行為来换取不可。」
　　
　　又在〈理想的社会〉那篇文章裡曾提到：「世间浅见人士，都以為佛教的人生过於消极，因為学佛的最后目的是在超脱三界，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来努力於这个世界的建设。事实上，离开这个世界是学佛的目的，建设这个世界才是学佛的手段。」
　　
　　「佛教的教化，是使得人人各安本分，不但『诸恶莫作』，而且『眾善奉行』，凡是有害於一切眾生的事情，佛教徒不会去做，凡是有益於大眾福利的，佛教徒则『从善如流』。」
　　
　　正由於我有这样的想法，故对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的主张，相当认同，对印顺法师《佛在人间》那一本书，也很讚叹。佛教，应该是落实在人间社会，然后逐级提昇，而到达佛的果位。断不能否定或者忽略了它的人间性而空谈菩萨与佛的境界。
　　
　　在这时代以前的中国佛教，大概是从宋末至清末民初的阶段，仅有少数的学者们研究高深的佛理，却忽略了人间的实用性。普遍地，佛教徒们无从理解佛法的实用性及合理性，仅落於形式的、躯壳的信仰，那就是因為学佛与佛学不能兼顾并重，而產生了严重的流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