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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与回家

[日期:2012-11-20] 来源: 作者:圣严法师著 点击数:

   出家与回家
  
  一、我真的出了家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入伍,到一九六○年元月正式退伍,这一段的军旅生涯,超过了我少年时代出家做和尚的年数。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和尚。虽然在军中的身分是军人,我内心却不曾想到过我不是和尚。因此,一旦奉准退伍,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佛教的僧团。所以,对我而言,这不是再度出家,而是回家。
  
  我少年时,在中国大陆狼山出家的因缘,已在前面说过,也曾把当时的心境和再度出家时的心情,在我的自叙传《归程》里做过这样的描述:「我在十四岁的时候,曾经为我的出家而编织过一个美丽的梦……。狼山的环境,像画一样的美,像诗一样的可爱……。正因为我是抱着欣赏画与诗的梦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与学佛之间有着一段距离,所以我也毕竟没有保住那个出家的身分。不过,那个梦是做错了,那条路是走对的,所以绕了一个好大圈子以後,依旧走上了原来的路。」
  
  在军中十年多的时日之中,并没有浪费生命,对国家付出了我的奉献,对自己也做了相当多的充实,那是一段成长得非常辛苦而又值得回味和珍惜的历程。不仅是在学问上,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就是对佛法的体验上,也曾经过几番的突破,特别是在我二十八岁的那年,曾经由於近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传人,灵源和尚(西元一九○二─一九八八年)的接引,而得到一个入处。这使我的生命,就好像是从一个自我作茧的铁罐里蹦了出来。
  
  我的生命不仅不再属於自己所有,也不必要说是拿来奉献给我们的世界和一切的众生,只是想到如何地做,如何地学,才是佛教所需要的,以及人间所需要的。
  
  这一次的出家,是依止镫朗东初老人(西元一九○七─一九七七年)为剃度师,他给我的法派字号是「慧空圣严」。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的名刹,属於曹洞宗系的焦山定慧寺方丈。他是曹洞宗的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同时他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也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所以一人传承曹洞与临济两支法门。因我跟东初老人出家,在法系上也同时继承曹洞与临济两流。这在以一个出家人来讲,似乎有些复杂,其实正可见其殊胜,佛法本来一味,若要分河饮水,乃为智者不取。
  
  在此,我必须另做一个溯前追後的叙述,因为我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另外,在一九五八年春,跟灵源和尚结了法缘之後,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二点,他才正式赐我法派字号叫「知刚惟柔」,也给了我一份法脉传承谱《星灯集》,这使我又跟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的法脉有了传承的关系,而成了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
  
  二、编辑和写作
  
  我从军中退伍,正式拿到的退役令,是从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而我再度出家披剃改装的日期,则选在一九五九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因为我是因病而从军中徵退,所以打算重回僧团之後,能好好休养身心。一方面藉以忏悔军中十年来的恣意和放逸,同时抖落一身军旅生涯的风尘,也希望钻进东初老人所蒐集的佛教藏书堆中,饱餐一顿。当时的台湾,大部而整套的佛教文献,只有中央图书馆藏有一套《碛砂藏》。也只有中华佛教文化馆,是做着文化及出版的工作,例如将日本在大正时代编成的一部《大藏经》正续两编共一百大册,於一九五九年,在台湾影印完成了五百套,并将日本另一部计由五十九种禅宗着作编辑而成的《禅学大成》完成影印。而东初老人本身是一位佛教史学的专家,到他圆寂为止,曾经完成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国佛教近代史》。所以在当时的台湾能见到如中华佛教文化馆那样多藏书的佛教道场,相当不易。
  
  东初老人为了用文字达成宣扬佛法的目的,继承太虚大师的遗志,鼓吹「人生佛教」的建立,所以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便集合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发行了一份月刊,就叫作《人生》,前後经过十多位主编的耕耘。当我投到东初老人座下之时,正好当时的《人生》主编提出了请辞的要求,我也就顺理成章地,由该刊作者的身分,一变而成了它的主编。直到我往台湾南部山中禁足为止,前後为它服务了两年。
  
  在这段时日之中,我的身体健康,始终没有好过,经过气虚无力,头昏、气闷、手软、脚冷、食欲不振、肠胃失控。很多人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前,就遇到种种的魔障,我这一点小毛小病算不了什麽!好在有一位前辈的长老,介绍了一位汉医给我诊断之後,开了两付药膏,继续服用了半年,身体才算从奄奄一息之中渐渐好转过来。
  
  但是,那一个阶段,佛教界能够为《人生》月刊提供稿件的不多,而且没有稿酬,开发稿源相当困难,我真佩服前任的几位主编,真是神通广大,竟然能够每月按期出版。因此我向东初老人请教个中秘诀,他的回答是:「有什麽秘诀啊!没有人写自己动手。每天只要写一篇,一个月就有三十篇了,然後,每篇都给它一个作者的笔名就成了。佛法那麽深广,人间的问题是那麽的繁复,每天从所听、所闻、所读、所触、所思之中,有写不完的文章,大好的题材,俯拾即是!」
  
  因此,我就向他请求供稿,他的回答更妙:「不会写文章的人来编《人生》,我没有办法,只好写喽!如今你是很会写作的人,而且我也老了,当然是你自己来写。」
  
  就这样,从社论到编後记,我只好埋头苦干了。幸而,还有两位长期供稿的居士,为我们的《人生》消化了若干的篇幅。他们的文章,虽然都是长篇大论,充满了思想学问,也颇深入,但对於一般的读者大概都略显深涩。好在每期出版的数量不多,只有一千份上下,而且总有一、两篇富有可读性的文章。特别是偶尔由东初老人口述,而我笔录成文的社论,经常是「掷地有声」之作。
  
  我为《人生》向各处邀稿、徵稿、求稿,佛教内外的几家刊物也向我逼债,这使我除了为《人生》编校和撰稿,也得应酬外边向我索稿的压力,在健康状况如此衰弱的情形下,实在感到写文章是一桩大苦事。尤其,我编的这一份刊物,它的编辑部、发行部和财务部的办公室,都在我的斗室里。工作人员除了我还是我,常常为了版面的调整、新闻的穿插,乃至於一、两个字的更正,必须亲自从老北投火车站到万华的一个矮小局促的印刷厂,跟排字工人打交道。虽然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好,可是每次出版,总要往印刷厂跑上五、六次,也就不是什麽好玩的事了。而据我所知,当时不管是佛教内或佛教外的文化界,大多数是在如此的情况下,把书刊一本本地出版了,送到读者手上的。可见,文化工作的从业人员,应该具备如此的奉献精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也设法多读一些大部头的经论,利用编写工作之余,害病求医之暇,读完了一部八十卷的《华严经》、四十卷的《大般涅盘经》,一百卷的《大智度论》则只看了二十多卷,同时除了早、晚课诵及禅坐之外,我还每天礼拜一炷香的「大悲忏」。使得病弱的身心安住在信、解、行的三个原则之中。
  
  三、求戒的记录
  
  一九六一年农历八月,我在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道源能信长老(西元一九○○─一九八八年)座下,求受沙弥、比丘、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佛教称受戒的道场为「忏悔堂」,我本希望在戒场之中,除了努力学习戒律之外,好好忏悔,多拜些佛。可是,进入戒场第一天,就被选为沙弥首,等於现在一般学校训练班集训之时的学员长,要为全体的新戒学员服务。接着又被戒场的书记真华法师为了提拔我,很慈悲地向道源长老推荐我担任《戒坛日记》的执笔工作。他们的理由是:1.我从小出家,本来就是和尚,来为新戒大众服务,一定能够得心应手,如理如法。2.我已经是个着书立说、担任编辑的佛教界作家,应该要为这一次的传戒大会留下写实的记录,由我执笔写戒坛日记,是最适当的人选。
  
  如此一来,我就被摆布得团团转,凡是课堂以及各种的活动,我都必须参加,而且先到後退,照顾全场,留心全程。早上要起得早,晚上要睡得迟,白天没得休息。凡是课堂,我还不能像某些戒兄那样偷闲打盹,否则不仅要受戒师的骂,还要挨戒兄大众的怨。真如俗话所说:「出风头的椽子先烂」,十手所指,十目所视,暴露在大众的眼光下,无所遁形。
  
  不过,这两个身分与职务,锻链了我的体魄、信心,以及待人、处事的能力,同时,也让我提高学习的要求。到受完戒为止,经过四十天的训练,在一百多位同戒之中,获得心得最多的,可能也是我。我把戒场的各项规则、活动的次第,不但记在脑中,也写进了日记。把每一位戒师的开示,以及他们对於戒律内容的解释,例如《毘尼日用切要》、《四分律比丘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的内容,我都把它们扼要地记录下来。到最後就完成了一册将近十三万字的《戒坛日记》,交给戒场「海会寺」印行出版了,供给在那场戒期之中的相关人员,作为永久的纪念和参考。直到现在,当我翻阅那本日记之时,还有历历如新的感觉。
  
  临出堂下山之前,我们的教授和尚白圣长老,知道我在戒期之中,备极辛劳,同时也未必能够面面俱到,偶尔会引来一些指责和怨言,所以向大众给我慰勉,而说了四句话:「受戒切莫当班头,生活行动不自由,戒师骂来戒兄恨,含着眼泪向内流。」
  
  长老能够对我这样的慈悲与爱护,当然相当感激,可是我对於戒场所见所闻,并不感到满意,因为戒师们多半只知道照本宣科,古人怎麽说,他们也怎麽说,过去人怎麽做,他们也照着做,戒子们听不懂的,他们可能也不懂,特别是戒律学中的名词,往往是用梵文的音译,在汉地的中国文化中,没有那些东西,没有发生过的事,的确无法用相当的中文来表达,再加上中国的古人,解释戒律学中的种种问题,都用极为间接的文字来说的。现代人,如果缺少古来学者们那样的学识基础和文化背景,看起来还是不知所云。在受戒场中,新戒都不会发问,戒师说什麽就听什麽,遇到许多不懂和不通处,他们还以为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罢!我每每不便在课堂发问,而在课後请教戒师。倒是道源长老,不只一次地对大众说:「戒律深奥难懂,所以律宗弘扬不易,希望诸位新戒菩萨发大弘愿,亲自去看律藏,加以研究发扬。」我当时发现,佛教的戒律,不管是出家戒或在家戒、声闻戒或菩萨戒,不仅仅是在义理方面需要下大工夫做一番厘清,就是在对今日世界、现实社会的因应而言,也需要做大幅度的审视。否则,等於执死方而应变病。徒见重视戒律之名,而缺少净化人心、净化社会之实。这也是使我在受完戒之後,便去全力地背诵《四分律比丘戒本》以及《梵网菩萨戒本》的原因。这也成了我不久之後去专攻律藏的动机,希望自己先懂,再让人家去懂,先自己去用,再让人家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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