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印光大师时代的佛教状况

第二章  印光大师时代的佛教状况

第一节  清末的时局状况

佛教的发展，和时代及地区的习尚，密切相关。情末的时局状况，对佛教的学风，有深刻的影响，自是无庸赘言。但清末的时局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自西元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后，清廷对外的战争及交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列强船坚炮利的逼迫下，除战火波及之处，民亡、物毁之外．列强藉缔结不平等的条约，始则要求通商、传教，继则割地、赔款，如有欲求不遂，军事武力随之，非达目的不止。至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后，更要求在通商口建立工厂，要求在内地建铁路，开採矿產，和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有面临瓜分的危险（註一）。

清廷对内的处境又如何呢？自干、嘉的盛极而衰，因耕地不足，及庞大人口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於是有白莲教大规模的叛乱，费时八年（一七九六 —一八０四），才告平定（註二）。因戡乱而支出的鉅大经费和兵力的耗损，促使清廷统治的危机加深。更因鸦片战争爆发，外力入侵，使局势恶化。接著太平天国的战事又起，规模更大，东南精华地区悉沦入战火区，人民被灾流离，田园荒芜欠收；虽力会国藩、李鸿章的定乱，却随即又捲入捻乱的洪流中。而以一九０O年庚子事变，义和团的无知盲动，终於酿成八国联军的惨祸。清廷自此，病入膏肓，直到一九一一年被推翻為止，可说，战祸连年，无长期安定的生活（註三）。

在这种痛苦不堪的岁月中，藉信仰以安慰心灵，便成了民眾自然的需求。印光大师就是出生於这样的时代里。

第二节  清末佛教的处境

清末中国佛教的艰难处境，正如时局变乱的内外根源一样。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后，西洋势力的涌入，特别是传教士藉此机会，在中国境内大肆扩张，破坏神像、摧毁民族信仰、侵夺教產，造成各地层出不穷的教案（註四）。另一方面，则来自清廷政策上的压迫，因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O九）在戊戌变法之年，著《劝学篇》，主张用全国寺庙财產与学，作為兴办教育的经费，获朝廷批准（註五）。后虽由西太后废止（註六），然始终為各省土豪劣绅所覬覦，寺庙财產被并占者，不计其数。使佛教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由於佛教对中国歷史文化，已有悠久深厚的关係，值此噩运时期，激发有识之士，出面挽救，欲使佛教自劫灰中重获新生。章太炎居士（一八六八——一九三六）首先於光绪三十一年（一九０五）发表「告佛子书」，一面唤醒僧徒认清时代，要急起直追自办学校。一面忠告当时的士大夫们，不应对佛教有此荒谬举动，应对此世界最高的佛法加以发扬（註七）。

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天宁寺文希法师，首创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施以新佛教教育，后虽被保守派所阻扰，事业中挫（註八）；但，杨仁山居士（一八三七 ——一九一一）於光绪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就「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数人，研究佛学、汉学及英文。就学緇素中的欧阳竟无、仁山、太虚、智光等，因而成為日后五十年来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註九）。杨仁山居士被称為「现代中国佛教之父」（註一O），实非虚誉。

另外，由於日本净土真宗的介入，引诱杭州地区的中国佛寺，受其以日本政府的保护為名，纳入其系统（註一一），引起清廷的警觉。於是两江总督端方，在宣统元年（一九０九），於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校，聘月霞、諦闲两法师相继主持教务，培养佛教师资人才。大虚、仁山、智光等，亦曾在此受教育（註一二）。

总之，佛教因受满清政府的岐视与压迫，加上西洋传教士的侵凌，遂激起僧青年的自觉自救。各省既有兴学的风气，僧青年亦能警觉时代变局中的革新之道，於是中国新佛教之风气，便开始在僧青年中酝酿。

第三节  清末佛教思想

清末的佛教思想，在时代潮流的冲激之下，到底呈现怎样的一副面貌呢？

我们知道，中国佛教的宗派，如：俱舍、成实、三论、唯识、真言等各宗，在唐中叶以后，已渐失传，天臺、华严也失去了活力；只有禪、净二宗成為中国民眾信仰的两大主流。而从北宋永明延寿（九０四——九七五）著《万善同归集》以来，禪、净融合的主张，逐渐成為中国近世佛教发展的思想趋向。到明末莲池大师（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和澫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时，更发扬禪、净融合的思想，而达到高峰。清末以来，因禪宗的没落，不再被强调，净土宗因而成了主要的法门（註一三）。印光大师承袭的，就是这一最普遍化的佛教思想（註一四）。然而，在当时，净土法门缺乏真正深刻作持的大师，在社会上赶经懺营生，反成了佛教的主要活动，招来知识份子的严重岐视（註一五）。於是，印光大师的发心出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改革此不良风尚，而赋以净土法门的新机。

一般而言，清末虽有唯识学的典籍，自日本带回中国，并对民国以来的佛学研究，起重大的影响，但在研究上仍属起步阶段而已。事实上，唯识学的復兴，即在日后，也限於知识份子中的流传而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传统的佛教思想中，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和《阿弥陀经》等，还是大行其道（註一六）。

并且，近代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时潮，国势衰微，人心思变、彷徨，要骤然提升佛学的义理层次，事实上不可能。这就是狄楚青等，何以办《佛学丛报》时，会大力推荐印光大师的《文钞》，并获得社会巨大迴响的原因（註一七）。

印光大师所以宏扬净土法门，就是有见於清末战乱，生灵涂炭，其他法门无法直接利济群生，所以坚信唯有净土法门才能适应於时代的需求。他说：

因兹天灾人祸，屡屡降作，匪盗纵横，民不聊生。忧世之王，（叔心）焉伤悲。（中略）发四宏誓愿，与大菩提心，自行化他，共修净业。以期一期报尽，径生西方，亲炙弥陀（计一八）。

民国以后，由於时局的扰攘依然没有太大改善，渴求宗教的信仰，是社会广大民眾的普遍呼声，而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透过其《文钞》的感人力量，遂使千千万万的信徒，在佛法中获得慰藉。他也因而成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信眾最多，影响最深远的高僧之一。

印光大师的一生事业，虽以净土法门為中心，但是他因早年受儒家思想的长期薰陶，对儒佛思想的会通，以及济世的宏愿，亦努力不懈，且有卓越的成就，所以他并非单纯在寺院苦修的净土行者而已。这也是许多知识份子，愿意追随他，以及使净土法门在现今中国社会仍是有力的宗派之最大原因。

〔註释〕

註一：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页八。东华书局，一九八七年。

註二：孟森《明清史讲义》，页五九０——六０二，里仁书局，一九七二年。

註三：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页十——十一。

註四：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六八——六九。东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註五：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三——七四。

註六：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五——七九。

註七：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五——七九。

註八：同上。

註九：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八O。

註一０：洪啟嵩、苦啟霖主编《杨仁山文集》，页三二，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註一一：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七。

註一二：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八０。

註一三：江灿腾《臺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东方宗教讨论会第二届年会文，一九八七年九月。

註一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四，大虚〈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

註一五：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页一七八，商务书局，一九七０年。

註一六：洪啟嵩、黄啟霖主编《杨仁山文集》，页二六。

註一七：《佛学业报》於民国元在十月出版，其中颇多佳作，借至民国三年，即以费絀而止。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现代大系二八册，页四六三。

註一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五九七——五九八，印光《佛法要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