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行谊

　　长者行谊

　　佛的慈悲与智慧

　　「精神」是非常抽像的名词，到底精神是存在什麽样的状况下？如果生病或死亡，还有精神吗？

　　最近我在纽约遇到一位印度教的先生，他将老师的照片供在办公室里，平常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老师的照片合掌、行礼，然後很用心地注视他。

　　我问他：「您师父还在吗？」

　　他回答：「还在的。」

　　我又问：「他几岁了？」

　　他回答：「他没有身体。」

　　我觉得有意思了，就问说：「没有身体，怎麽说还在呢？」

　　他告诉我：「我每天来看他的照片，向他问讯、行礼，就能感受到老师与我之间的交流。而且每当我碰到困难，只要来看看老师，往往就能得到一些启示。这不是用声音、语言，纯粹是一种精神（spirit）的沟通。」所以，这里讲的精神，依佛法来说，指的就是功德身、智慧身，或者说是法身。

　　最近，西安法门寺地宫里发现的佛指舍利即将被迎请到台湾来，因此有人问我：「那佛指是真的吗？」我说：「很难说释迦牟尼佛有留下什麽手指，可是从历史的传说来看，这手指从印度传到西域，然後传到中国，在唐朝的文献中也都有记载。所以无论如何，还是一项重要的文物。而且即使是假的，也很值得，因为这代表着佛的精神。」

　　以心体会佛的精神

　　换句话说，虽然它不一定真的是佛陀身上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当成佛，它就是佛了。这就好像我们向释尊像行礼，释尊像也不是真的释尊，但它是释尊的象徵，也代表着佛的精神。不过，佛的精神不一定要透过「舍利」才能表现出来，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依赖，精神就以不同的形象呈现。

　　那麽，佛的精神究竟是什麽？我们可以说，佛的精神就是慈悲与智慧，形象只是代表。例如我们法鼓山山上有好几个佛殿，每个佛殿都有佛像，佛像所代表的就是佛，但它不是真的佛，而是佛的象徵。

　　因此，我现在问你们：「如果我害病，躺在医院不省人事，那麽我的精神还有没有？我的精神在哪里呢？」在你们的心中啊！当你们和这个世界感受到，我这个人对你们及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影响和功能，那就是我的精神了。

　　前天，图书资讯馆正式启用，我看到好多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其中有一套是我的师父——东初老人，以中华佛教文化馆的名义印行的。它是台湾最早的一套《大藏经》，当时只发行了五百套。在这之前，台湾是不容易找到藏经的，因此，有许多图书馆或比较大的寺院都来请书，这对当时台湾佛教界、学术界的影响与贡献，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不过，後来我也发现，许多寺院把藏经请回去後，大都用两个柜子陈列，放在佛像的两边；或者在佛龛里装了架子，然後把藏经放在里面，锁起来。我问他们：「藏经有没有人看呢？」他们回答说：「有呀！我们每天都在看，信徒们来拜佛，也都看到了。」这也不能说都没有人看，只不过这就如同「佛像」是「佛宝」的代表一样，这套藏经已被当作「法宝」，是一种精神的象徵了。

　　不求名位但求尽心尽力

　　直到今天，这部藏经的影响力都还在，而老和尚的付出与贡献均蕴涵其中，因此，只要有藏经的地方，我们老和尚的精神就在那里，不会因他往生而消失。

　　昨天我在中视录像，也谈到类似的问题。节目中请到一位卸任立委来担任对谈贵宾，他是基督徒，先前竞选立法委员，结果高票落选。在节目中他提到，因为自觉在任内付出很多，可是最後却落选，所以有一种被选民抛弃的感觉。於是我就跟他说：「你担任立法委员期间，对我们国家、政府都尽心尽力地奉献了，将来即使没有人记得你做了什麽事，或是你的名字，那都不重要，因为你奉献出来的精神已经永远在那里了。」

　　其实人是很健忘的，今天我圣严在这里，因为这地方是我创办的，所以大家觉得圣严师父是我们的创办人、恩人。可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接下来有几位後继的优秀人才出现，对我这个老的、过去的人，没有几年就会淡忘。但是，人的精神不会因为名字没有而消失，所以千万不要将成败寄托在外在的形式上。

　　精神，看起来是一时间的，其实它是长久的。譬如你今天扫厕所，把它弄得乾乾净净的，让人感觉很舒服，使用过的人心情都很好，之後这个人一天之中无论做什麽事，都延续着好心情，这样，一时间的功能延续下去，则一天的功能延续下去。所以，不要执着名的大小、功德多少，只要当下尽心尽力去做，影响力就会产生，精神就会长存。

　　（讲於二00二年一月十一日僧伽大学「创办人时间」)

　　安住道场，行同事摄

　　首先，想问诸位一个问题：「台湾有许多道场，为什麽你们要来法鼓山出家？」

　　当你们还没有进法鼓山之前，有的人是怀抱着梦想或规划，想像着出家是怎麽样的生活、大概要做些什麽；有的人则是迷迷糊糊的，只想着「要出家」，然後带着一颗迷迷糊糊的心，到处去碰、到处去闯，看看这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如果适合，就在那边住下来，不适合就离开。

　　那麽，什麽叫做「适合」？也不是真正的清楚，可能就是「适合我的个性」、「适合我的生活习惯」、「适合我自己的幻想」……，如果是这样，出家和在家有什麽不一样？不过是把自己的想法、习性和嗜好，通通背在身上，然後背着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子出家和在家是没有什麽差别的。

　　安住产生修行的力量

　　而出家的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目睹家人的生离死别，就说：「看破人生，要出家了！」但是剃了头、换了衣，生离死别却也还在。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事业失败、爱情破裂……，在人生路途上遇到重大的挫折，就说：「看破红尘，要放下一切出家去了！」还有许多中年以上的人，出家是为了摆脱现有的生活型态、生活环境而想转换轨道，反正甜头、苦头，在家人所有一切的滋味都尝过了，只差没尝过出家的滋味，於是就来出家。

　　如果问他：「出家以後要做什麽？出家的轨道是怎麽走的？」他可能没有任何概念，就只会说：「出了家再说！」如果是这样，到任何道场出家都是相同的，只是要找一个地方剃头而已，没有必要一定要来法鼓山出家。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有些人在一个道场没有办法安住时，就会想：「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出家无家，处处是家」，认为出家人不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安住下去，到什麽地方都可以。对道场没有认同感、归属感，心肯定安不下来，然後就会想离开，去飘泊流浪当一个「马溜子」。

　　出家人如果养成了浮动不安的习性，不愿意在一个道场安住下来，常常在一个地方住个两天脚底就痒，就想再到其他地方，说得好听叫「行脚」，实际上是「马溜子」，结果一生就这麽流浪到死，对社会没尽什麽责任、做什麽奉献。

　　出家，是要安住道场、适应所依止的道场，不是让道场来适应自己的习性、幻想。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道风，法鼓山也有法鼓山的风格、理念。我们依常住的道风、理念而共同生活、共同成长，然後共同实践我们的理念、推广我们的道风，也就是说，我们依止常住，常住成就我们。

　　在高僧传里，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一些古大德，他们修学时，如果依止的道场已没有什麽可以学习、成长了，师父就会把徒弟送到大道场亲近大善知识学习。这情形在台湾也有，有一些小寺庙，只有一个师父带一、两个徒弟，因为没有办法使徒弟按部就班地学习，於是将徒弟送到佛学院读书、磨练，希望徒弟学成以後再回到道场奉献。

　　此外，也有一些古大德在一个道场亲近善知识多年，因为另外有奉献的因缘，便结束这地方的修业而到另一个地方服务。譬如过去有些大德因为在寺庙、丛林里担任某一项执事颇具好评，就会有人请他去其他寺庙当方丈，或是到某地开发、弘法。但这都必须要在本道场有历练才行，没有在本道场历练就跑出去闯，往往只会闯出一头脓包。

　　以和敬适应大众

　　你们来出家，一定要先学习常住的道风，所谓道风，是大家一起养成的风格，我们的校训——悲、智、和、敬，就是我们的道风。其中「和敬」是最基本的，如何做到和敬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和他人的意见不同时，这时可以将意见委婉表达出来，而不要与人正面起冲突；如果对方坚持他的意见也没关系，他不跟你和、你跟他和，他坚持他的想法，你就顺他一次，他也无法老是要别人顺从他。

　　有的人很强势，总是认为自己讲的是对的、其他人都不对，在团体里，这种极端强势的人，最後通常会变成一个独裁者，不准别人有意见。如果你是这种人，那麽大家都会怕你，对你敬而远之，心想：「我们都不对，那你就一个人去『对』吧！」如此就不能和敬了。

　　因此，即使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大家却不能接受的时候，应该暂时放弃自己的想法，顺从大家。如果你就是认为自己的意见很高明，可是这些人却都听不懂，为了要帮助他们，自己要先适应他们；你虽然聪明、能干、智慧高，但是你所处的团体是不一样的层次，在这种情形下，你要先融入他们的层次，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譬如我跟一群小朋友在一起，当他们吱吱喳喳地给我许多意见，我要驳斥、反对他们的意见吗？他们问我：「师公！我讲的对不对？」我说：「对！对！当然对。」小朋友听了好高兴，便愿意跟我在一起，跟我做朋友，他们认为师公很好、很随和，以後我说的话，他们就会听了。如果你就是觉得他们幼稚、不成熟，不赞同他们的意见，他们便会觉得这个老和尚很古怪，不敢和我相处了。所以，与人相处或者共事，要以和乐、和敬为基础。

　　你们之中，聪明、能干的人很多，但不管多聪明、多能干，都应该明了在团体中生活，是自己要适应大众，而不是要大众来适应你，在适应大众之後，你自然而然地可以把大众带起来。如「四摄法」里的「同事摄」，「同事」就是指我先跟大众「同」，使得大众也能同意我。

　　就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同时适应、应对无量无数恒河沙世间众生的祈求，像有无量手、无量眼，能无处不现身一般，就在於他能适应众生。所以，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度众生时要适应众生，在团体里要适应每一个人，你能适应每一个人，你就是团体里的领袖。

　　当然这里所说的「领袖」，不是当方丈的意思。领袖，有意见的领袖、有职务的领袖、有德行的领袖。德行的领袖是以德服人，这类人不见得有什麽大名声，就是默默地在道场住上几十年，但在这几十年中，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人。

　　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默默无闻，但对团体却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以，并不一定要方丈和尚才能度化人，方丈和尚只是一个代表，我们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度化人，在言行举止上、在道业道心上，去感动人、影响人，就是在起教化作用。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发挥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学习去适应每一个人，才能在团体里产生感化力、影响力。至於是不是担任什麽重要的执事、是不是有名望，都不是问题。有些人适合做行政工作，有的人没有领什麽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却可以在团体里默默地奉献，做一些凝聚或融合的工作。

　　消融自我，为众服务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古时候，曾经有个出家人到某道场挂单，一住就是很多年，他的面容蜡黄，好像得了黄疸病，但是他每天都把寺里的厕所打扫得乾乾净净，也不知他是在什麽时候打扫的，反正人们一早起来用厕所，就已是乾净的了；除了打扫厕所之外，他也很精进用功。

　　後来他突然不见了，人们非常怀念他。其实，这个人曾是另一个道场的方丈，退位以後，他就去另外一个道场做净头，专门扫厕所，也因此而影响了那个道场的道风，直到被认出来了才离开。所以，不管有名无名、职务大小、工作多少，这都不是问题，道心、行为、威仪，都能感动人、度化人、影响人。

　　同样的，你们现在即使只是学僧，还是可以一边自化、一边度人。你们师兄弟之间，彼此要互相帮助，学习对方的长处、原谅他人的短处，「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度他、他度你，可以互为师友。

　　而且，我们法鼓山的理念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提升人的品质」应该从提升自己开始做起，从纠正自己的习性，改善自己的想法、观念、行为做起；「建设人间净土」不是叫别人建设，而是我们自己去建设。我们自己把环境建设成为净土，这样才能影响他人。

　　再者，法鼓山的理念，适应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这是在法鼓山出家的殊胜。有的道场走的是守旧、复古的路，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时代是往前走的，标榜复古，那就进入历史、成了古董，不仅很难产生弘化的功能，可能连生存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团体要承先启後，本着古大德的典范与精神，开启适应时代、适应社会的弘化之路。

　　（摘录整理自二００四年四月九日僧伽大学「创办人时间」）

　　修忍辱行

　　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大苦行僧——广钦老和尚，因为他只吃水果，所以後人都叫他「水果师」（台语）。我当时曾经开玩笑地问他老人家：「您专门吃水果，您晓得水果很贵的，一般人家一天不容易找到一颗水果吃。」

　　他回答：「是呀！可是我也没有一定要吃水果，只是山里只有果子，并不是我不想吃饭。」其实他是有什麽就吃什麽，因为在山里没有东西吃，所以才吃野生的果子，而且不是老是吃那麽漂亮的水果。

　　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有时连鸟吃的树子也会吃。所以，你们不要把一些高僧的行谊看成好浪漫，老是想到好的，以为每天可以吃香蕉、苹果、梨子……，不要想得那麽高兴。

　　出家人的典范与行谊

　　另外，台湾曾有一位比丘尼，叫无名比丘尼，她没出家以前我就认识她，她也到我们文化馆挂单过。这位比丘尼的体质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好像不会害病，生活方式也很特殊。她不需要床铺，穿衣服不讲究，到了冬天也不需要太多御寒的衣物，在没有常住一个道场之前，都是到处挂单、行脚，相当坚强，一般人是没办法做到的。

　　像广钦老和尚、无名比丘尼这种人，在一个时代里难得会有一、两个，如果多了，多数是假的，只是学个样子让人觉得这个法师是苦行僧而赞叹、供养他。如果真有这种心，这本身就有问题。

　　无名比丘尼、广钦老和尚，他们修苦行的目的不是要给人家看，而是因为生活背景、生存环境、生存条件，自然而然形成的。广钦老和尚在山里只有水果吃，所以就只能吃水果，自小形成适合只吃水果的体质。像我闭关时，在山里没有什麽东西吃，经常吃的就是蕃薯叶，後来最习惯吃的、最适合肠胃的，也就是蕃薯叶，就好像羊吃草、牛吃草，自然就习惯了。

　　所以，不要装成可怜样子说要去修苦行，那不是苦行，那是「作怪」，有些人装模作怪为求人家供养、恭敬、礼拜，甚至为求名求利。苦行不是学出来的，是自然的。如果有人骂你、冤枉你、把你赶出庙，苦行僧一定还是会打从心里礼敬他们，说：「阿弥陀佛！这样成就我。」

　　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家人被迫还俗，寺庙也被毁坏，那时出家人穿着在家衣服，在工厂里，男女混合编组地工作，完全看不出出家人的样子。但还是有一些比丘、比丘尼，无论怎麽折磨、威胁，仍然坚持出家独身。他们还经常在上了政治课之後，自己一个人偷偷打坐、念佛。没有佛经，就默默背诵头脑记得的经文，默默地做早晚课。

　　在一九七六年开放後，寺院一间一间重新开放，需要出家人投入恢复的工作。但多数出家人都还了俗、生了孩子，只有少数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人，像我的一位师兄，他是东初老人的法子，叫茗山长老，以及大陆现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一诚长老、金山的慈舟长老，还有本焕长老、隆莲比丘尼，他们都没有结婚。这些凤毛麟角的出家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受折磨的，但是他们意志不改、心愿不改。大陆政策开放後，就靠这些少数人把佛教重新恢复起来，因此也受到人们的敬重。譬如我的老师——育枚长老，当初也是历经艰苦、坚忍卓绝地持守出家的意志，南通地方的佛教就是靠他带起来的。

　　反观一些结了婚的人呢？像有一位顶顶有名的法师，在大陆恢复佛教活动後，也被请回寺庙，虽然他穿着出家人的衣服，但因为还了俗、生了孩子，实际上并不是出家人了，人家就看不起他，不称他法师。我在狼山的师长，除了育枚长老，很多都结了婚、有儿孙；而我在大陆的同学，我回去看到的。也大都结了婚，我的同学都七十多岁了。七十多岁的居士重新再出家的是有，在寺庙里做维那领单子，在赶经忏。都那麽老了，真的很可怜！

　　面对无常能屈能伸

　　出家人能屈能伸，「与乞丐人同行，不以为低；跟君王并坐，不以为尊贵」「下与乞丐同行，不以为卑贱；上与君王并坐，不以为尊贵」，这几句话要记得。现在，很多政府官员是我的弟子，对我很尊敬，但我不会仗他们的气势来欺负人，耀武扬威。政治人物的命运很无常，今天上台、明天下台，今天指挥人，明天可能成为牢里的囚犯；有钱的人也是一样。一夜之间可能就破产，对於出家人而言，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有人说我们法鼓山，家大，业大，名大，但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钱也不是我的，我是发愿心在做事，用心把它经营起来，所有的东西不是我的。而且我吃得很少，睡觉的地方只要一张床铺就足够了，衣服也就是这些，哪个时候就两眼一闭，一口气上不来了，那这些东西是谁的呢？这些东西是有福报的人的，凡是懂得用它、参与它的人，就是有福报的人。

　　前天我去高雄紫云寺晋山、开光，住了两个晚上，那个道场是我的吗？住在那里的是几位领执的法师，使用的是高雄地区的信徒，还有老比丘尼。我只是奉献，担责任。大家没有饭吃时，或是信徒之间发生问题解决不了时，要来找我处理，我的「好处」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好处。落成的时候大家欢欢喜喜的，反倒是我忙碌了一整天。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出家人没有东西属於自己，还追求什麽名、什麽利？还追求什麽人家的恭敬、供养？佛经里不是不断训勉我们出家人，名闻利养是地狱的因吗？在我小时候，常常听到一些大德法师们，骂出家人是地狱种子，也就是说，老是在名闻利养里打转，就是种了地狱的因！

　　举例来说：过去在大陆，有的人是因为曾在社会上、事业上、功名上出过头，动过头脑，後来不得力、或者遭受挫折了才来出家。出了家以後，争强斗胜的习气不改，看到寺院的出家人，就是做饭、扫地，好像傻傻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於是就想：自己那麽聪明，至少可以当方丈看看。这就是在名闻利养上打转的心态，很糟糕！出家所为何事？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另外，有人出家了，受了委屈，因为师兄弟大声吼他，而执事没有马上处理，他觉得自己是弱者，受人欺负，出家比在家还要痛苦，所以想要离开道场。我们出家不求公平、不求合理、不怕受委屈，否则出家出不成。团体里，并没有故意训练几只「老虎」来吃人，而是那些人在家时就是老虎，还没出家时在外面吃人，出了家不敢吃人就吼人。这种人每个团体可能都有，僧团只好找「驯兽师」来驯这些老虎不要吼，吼的时候就会愈来愈少。

　　而被吼的人要修忍辱行，如果你被吼，就要想：「老虎在吼了！」那你就没事了。不要他一吼，你心脏就碰碰跳，吓得要死，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就深呼吸，反正他也不会咬你，就让他吼吧！我们出家人就要像这样自己调心，自己成就自己，但这并不是怂恿那些老虎吼人，而是团体就是这样，有一些人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其实他自己也很痛苦。

　　要做高僧就要先接受委屈，接受被冤枉，接受种种的不合理。就当这些给人苦恼的人都是菩萨，让我们修忍辱行，而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也为自己这种行为烦恼、痛苦，但我们把他当成菩萨，他们自己痛苦而让我们练习成为高僧。

　　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出家是非常光荣的事，也是非常神圣的事。在我出家的时候，如果早上出门，遇到赌徒，他可能就会骂我一句很难听的话——「贼秃」，因为看到我的头是光的，就好像咒他输光一样；还有，我们的压箱宝——「空」，一大早就看到空门的人，即一定会输，就倒霉了。可是现在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去，多半的人都会用恭敬的心，称呼你法师。

　　现在，优秀的人要出家，出家的人也都是优秀的，对於社会国家是有大贡献的。我们是奉献给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像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高僧，都是奉献给整个人类、整个历史，我们要这样期许自己，要有自信心。

　　（讲於二００三年三月四日「高僧行谊」课程）

　　东初老人行谊一二事

　　我的师父东初老人，有很多行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譬如他一生省吃俭用，从来不叫穷。一个出家人没有信徒，当然没钱，但是他从来不跟人家说「我很穷」。

　　他认为：「做和尚本来就穷，你再叫穷，人家都怕你。」许多人都怕穷人，连叫化子都怕穷人。如果自己喊穷，穷人怕你，富人当然更怕你，怕你来化缘。不喊穷，就是没有想要人家给什麽东西。自己不喊穷，至少人家不怕，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给他一点佛法。

　　他老人家一生省吃俭用，每天早餐吃稀饭，最好的配菜是豆腐乳，他一块豆腐乳要吃上一、两个星期；用盐炒的椒盐花生米，炒了一瓶放在玻璃罐里，每一次吃的时候，就倒出七粒，从来没有超过七粒。我问他：「师父，为什麽只七粒呢？」他说：「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他最好的早餐就是这样，七粒花生米，还有一点点的豆腐乳。

　　我们现在买豆腐，是一板一板、一叠一叠地买。吃豆腐的时候，是一整块地挑起来往盘子里放，一下子就吃完了。当时文化馆有五、六个人，买豆腐时就买一块，然後切成一小片、一小片放在菜里，我们可以看到白的颜色就是豆腐。或者是在锅子里煎一煎，它不会碎掉，就这样地省吃。

　　还有，我们重建新房子时，要把旧墙先打掉，当时老和尚亲自将打下来的旧砖头上棱棱角角的水泥敲掉，然後拼起来又成了一块。其实，那时候的砖头并不是那麽贵，以人工来算是不合算的。

　　那时有一些工人就笑我们说：「老师父，你敲得这麽辛苦，一天的工钱也买不了几块砖头，为什麽还要敲呢？而且，这些砖头已经坏掉没有用了。」老和尚回答：「你们做工是有工钱的，我做不做工都没有钱，但是我多敲几块砖头能省得几块钱，还是很合算的。」他就是这样的俭用。

　　还有一次，我有一把剃头刀，已经用了很久，因为有人送我一把新的，而这把剃刀又旧又钝，所以我就把它丢了。但是，後来我却在我师父的房间里看到它，他看被我发现了，有一点不好意思，就解释说：「圣严，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不是偷的呀！」这句话真是让我觉得很惭愧！本来不能用的刀，他请人磨一磨就可以用了，也省下买新刀的钱。从此以後，我的东西一定用到不能用、没办法用为止。

　　老和尚之所以被称为高僧，并不是因为盖文化馆、印《大藏经》。营造商、建筑公司都会盖房子，没什麽稀奇；而印一部《大藏经》，现在的出版社、印刷公司出版的书多的是，也没什麽了不起。我们要看的是事迹背後的行谊，他没有钱，怎麽能够盖文化馆？他是靠着省吃俭用，一点一点地感动人，才能够把文化馆建起来，这些行谊在他的传记里是看不到的。

　　（讲於二０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高僧行谊」课程）

　　行谊化世，风范长存

　　高僧的生命，可以从「思想」、「行谊」、「事迹」三个面向来看，其中的行谊，大要地说，就是高僧一生处世的风范。

　　言不在多，贵於精简扼要，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听懂、能够运用。我利用今天的课，为大家介绍几位大德的行谊风范，包括寿冶老法师、敏智老法师及一位居士。

　　以慈悲心供养众生

　　寿冶老和尚是一位心量很大的人，不管自己生活是否宽裕，只要别人需要的东西，他都会设法帮助人。譬如冬天他会送衣服，夏天则送茶水，人家没有旅费，他也会送上旅费。他就好像及时雨，只要人们需要雨水，就立刻下起雨来；不过，假如不是真的需要，他也不会轻易给予，因此有些人便说他很吝啬。其实，那往往是对方因为贪心而跟他要东西；但是如果确实缺少资具，他是一定会给的。我初到纽约时，也接受过他好多东西，他每隔一阵子就送些东西来，有时是油、有时是米……。

　　不仅对人如此，他对动物也一样。冬天的时候，冰天雪地，纽约市区的野鸽子没有东西吃，他就自己用一个小车子，推着玉米、黄豆之类的杂粮到市府广场喂那些鸽子。因为每天推惯了，所以即使是下雪天的早上，到了一定时间，他的道场上空就会盘旋着许多鸽子，然後随着他到市府广场。

　　到了广场，他把食物施洒在地上，拖曳成一个「卍」字或「佛」字，鸽子飞下来就食，远远地看去，就是「卍」字鸽子、「佛」字鸽子。这当然是他安排的，但他总这麽说：「您看看，畜生也有佛性！」鸽子们吃完了，他就推着车子回寺院，那群鸽子竟也跟着他，直送他回到寺里为止。这成了纽约市冬天的一景，倒也挺有意思。但是到了温暖的春天，他就不再喂了，他只有在冰天雪地的冬季才这麽喂鸽子。

　　他的一生，除了布施、帮助别人整建佛寺外，还曾经用血书写经典，他就曾用刺手指、刺舌头取出的血写了一部《华严经》。只可惜离开大陆时，没能将这一部血经带出来，经历文革之後，已是下落不明了。即使他年老体衰时，还是会用毛笔恭敬地书写《华严经》，这已成为他的例行功课之一。

　　另一位敏智老法师，他和寿冶老和尚的行事风范不一样。他的特点，在於教导学生时非常慈悲、诚恳和用心。凡是听他讲经、上课，追随他学习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殷切深重的慈悲心，为了让人听懂、明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再讲解，无论你怎麽请教，他总是很有耐心、很慈祥地谆谆教诲，只是希望佛法有人传承，有人弘扬。

　　不过，一般人总认为他很小气，没见过他布施结缘，有一次我问他：「敏老，大家说您小气耶！」他说：「这用广东话来讲，叫做『孤寒』。」孤寒，就是吝啬、小气的意思。他说：「我是孤寒，我很穷呀！」因为他的信徒很少，而亲近他学习的学生大都是没有钱的年轻人。

　　敏智老法师持律谨严，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刻苦，可用「清淡」来形容。後来他当了美国佛教会会长，他这个会长是不管事的，当初大家推选他当会长，他说：「好啊！但我不管事、不管人，也不管钱。」因此，他除了管讲经、弘法外，其他一概不管，也因为他不管那些钱和权，所以也没什麽人会来吵他。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他孤独、孤僻、孤寒，但以对佛法的热忱来讲，他可一点也不寒，而且是非常的热。

　　因为他不善於乞化、化缘，再加上他觉得不应该要的东西就绝对不要，所以他没有东西可以布施。他认为，如果看到信徒来了，头脑里想的是：「来的是肥羊、还是瘦羊，或是这个人的皮包里大概有多少钱，这个人银行里的钱多不多、出手大不大方……」，如果生起这样的念头，那和佛法不相应。

　　所以看到信徒来，他心中生起的是欢喜心，想着：「又来了一位菩萨，又来了一位求佛法的人。」以此诚心正念结了不少人缘，所以当他往生时，为他助念的弟子、学生、信徒，还真不少。他原来是江苏省常州天宁寺的方丈，他当方丈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性格，上面有老和尚、下面有都监，他就是上殿、过堂、拜佛、打坐、讲经。有问题时，他会说：「大问题请教老和尚去，小问题请教都监去。」这在法门中，也是一类典型、一类行谊。

　　以恭敬心亲近善知识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居士。这位居士已经过世三十多年，名字叫做王泽坤。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那时我才三十来岁，在台北市善导寺讲经。他来听我讲经，风雨无阻、勤做笔记，可是从来也不见他发问或找我说话，只是来的时候行礼如仪拜三拜，然後安静地听讲，走的时候也是拜三拜就离去。

　　当时来听我讲课的听众，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人，而我发现，人数少的时候他一定会到。因为和这位老居士没有什麽特别的互动，所以我并不清楚他究竟是怎麽样的一个人。

　　一直到我打算要出国读书时，当时台北佛教界不论是居士或是法师，都是一片反对的声浪，认为圣严法师去东京留学就等於是准备还俗了。而王老居士这时要求来见我，并给我一个满厚的大红包，我问他：「这是做什麽？」他回答：「这是给您读书用的。」我打开一看，一张张的拾元钞票，少说也有一百张。在那个时候，一千元也是不少的钱啊！

　　我问他：「您不怕我还俗吗？」他说：「师父，您别开玩笑，人家说您会还俗，但我相信您绝对不会还俗。」「师父，您不要理会别人讲的话，我相信师父是因悲愿心而去留学的。」我看他应该不是有钱的人，所以又问：「很感恩您，不过，您的经济宽裕吗？」他说：「师父，我不是有钱人，但是吃饭还不成问题，我省了一点钱下来，师父到日本读书，也许可以让您多买几本书，或者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

　　我去了日本以後，他还常常托朋友带一些豆皮、面筋等素食品给我，因为日本没有这些东西。还有一次他问我：「师父，您冬天的衣服够吗？」我跟他讲：「我的衣服现在是够，到了冬天不够的时候再跟您说。」结果，冬天的时候文化馆就寄了一包衣服到东京来，说是王泽坤居士要给我的。我当时很感动，因为那时候的日本冰天雪地，真的很冷，我又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要东西，他送来了冬衣，让我当时免了挨寒受冻。

　　後来我得到硕士学位回来，他好欢喜，赶忙来看我，不过因为没有事先约好，所以连来了三次都没遇上，第四次终於遇上了，他好欢喜。我说：「您怎麽不先打个电话给我呢？让您白跑了好几趟。」他说：「师父忙，反正我没有什麽事，多跑几趟没关系，坐公交车又花不了几个钱，如果打了电话，师父就要把它当成一桩事来等我，那我的罪过可大了。」接着他又说：「师父，您要继续读博士学位，我想送您几样东西，能否请师父接受我的请斋，到寒舍来应供，我一并把东西送给您？」那时在台湾，除了我的老和尚可怜我，还没有人供过我斋，而老和尚并不同意我再去读书。

　　我去到他家里，房子很小，家中成员除了他、他的夫人、儿子、媳妇，还有一个孙女、三个孙子，加上我将近十个人，把一个小客厅挤得水泄不通。所谓的厨房就是客厅旁的一口小小的灶，家中有两个房间，儿子、媳妇一个房间、孙子们一个房间，至於他们两位老人家，晚上就睡客厅的伸缩椅——收起来是一张椅子，伸展开来可以成一张床，而我就是坐在两位老人家的床铺上吃那餐饭。他说：「师父，让您今天坐在我的床铺上用餐，很抱歉！」生活简单到这种程度，非常刻苦，因为只有儿子一个人赚钱养家里这麽多人。

　　而生活过得简朴刻苦的他，却还买了两样东西给我，一样是菩提达摩的雕像，还有一样是姜太公钓鱼的雕像。我问他：「这是什麽意思呢？」他说：「这两样东西是要等您读完博士学位时，给您送给指导教授做为纪念品的。」我说：「我的博士学位，都还不知道什麽时候才可以拿到呢！」他回答：「师父，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得到学位。」我说：「那就等我得到博士学位时，您再寄给我好了。」他接着说：「请您拿回去吧！到时候会有用的。」於是我就带着那两样东西，回到日本继续完成学业。

　　菩提达摩对日本人而言，是七倒八起的不倒翁，不管你怎麽样打他、推他，他都会站起来，永远打不倒、推不倒。而姜太公钓鱼，用的是离水三尺的直钩，不但小鱼不会吃这钩子，大鱼也不会吃，而最後上钩的鱼非常特殊，那就是周文王。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有涵义在里面。後来他在隔年（一九六三年）就往生了，他像是预知时至似的，知道从此以後不会再见面了，所以就先替我准备好礼物。这位居士对我个人来讲，意义非常深重，《我的法门师友》这本书，就曾记载这一段因缘。做为一个居士，对於一位法师没有染着心，只有恭敬心、供养心及绝对的信心，让我既感恩又感动，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知己难逢，人生难得有知己，在所有人都怀疑我会还俗的时候，唯独这位居士，他从不担心我会还俗，还替我准备好读完博士时送给指导教授的礼物。这样的居士，真是难得，值得赞叹！《我的法门师友》这本书中，写居士的文章不多，但是王泽坤居士是我写得最早的一篇，悼念他的行谊。

　　今天在「高僧行谊」的课堂上，也讲了一位高居士的行谊，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亲近善知识应该有的态度。不要老是「黏」着善知识，应该用百分之百的恭敬心、供养心、感恩心来亲近善知识。

　　（讲於二00四年三月二日「高僧行谊」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