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印光精神

 

 

五、印光精神。

三大部《印光法师文钞》中所显示的印光佛学思想与他五十多年特立独行的弘宗演教活动相映照，凝结了一种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伟大精神——印光精神。印光精神是印光法师对近代佛教的最大贡献，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印光法师一生爱国爱教，修持精严；是非分明，俭朴廉洁，坚持原则，实是求是。他批判假善人，反对当「大通家」，反对个人崇拜；他疾恶如仇，善於解剖别人，严於解剖自己。

一九三七年某一天，几位青年僧人看见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巖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巖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眾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麼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22) 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物。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大师如此不客气地对侍日寇军官，日寇如果恼羞成怒，兽性发作，大师可能会当场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大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眾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復信中，大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紂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23)

大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与他热爱人民的大慈悲怀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恶痛绝。他在答覆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24)

作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佛弟子，三宝之一的僧人，印光法师毕生為卫护佛教殫精竭虑，不遗餘力。而且这时就一点也不分什麼禪、净、律、密等宗教门派界限了。故而后人称颂大师是「通宗通教、密护诸宗」。大师在其《宋版大藏经序》这遍论文里清楚地说明瞭佛教诸宗的关係和学者应持的态度。

「综其所说，厥有五宗，曰律、曰禪、曰密、曰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於一门，不可偏废於餘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互相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25)

至於大师卫护寺庙，保全庙產的具体事跡就更有举不胜举之多了。例如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政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陶在东知事函师挽救，经印光法师安排调停，得以制止。又如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全国刮起庙產兴学风潮，印光法师与諦闲法师一起上书民国段祺瑞政府，又多方设法，才使当时政府已经制定好的「驱僧夺產」条例未得实施(26)。

一九三四年(民国廿三年)，安徽阜阳古剎资福寺為学校所佔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剃度派无赖僧人与广济茅蓬僧人争讼，两件事官司都打得不可开交，寺庙几乎因此废灭，后来印光法师在苏州关房中发出信函，讲明是非利害，请人干预调停，由於大师的威望，资福寺得以保全；五臺山碧山寺与广济茅蓬的纠讼圆满解决(27)。

一九三五年(民国廿四年)，全国教育会议某教育厅长提议：全国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為学校。议决，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载，群為震惊 。时由圆瑛法师及大悲、明道法师、关絅之、黄涵之、屈文六居士等，同至苏州报国寺叩关请示。印光法师以卫教相勉，及示办法。后圆瑛法师与眾居士近沪开会，公推代表入京请愿，当时政府才将原来决议作罢，不了了之，解除了教难(28)。

以上只是略举几件印光法师卫教的事跡。

印光精神还表现在大师的对人处事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之中。大师在此种场合总是立场鲜明，观点清楚，毫不含糊。譬如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江谦(字易园)早期虔诚奉佛，并皈依諦闲法师和印光法师，弘扬净土宗十分卖力，后期沉缅於迷信扶乩，篤信乩坛所语，遭到印光法师的严厉批评。大师总是肯定江氏前期奉佛虔诚，弘法有功的一面，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斥责他「被乩语讚叹得头脑已昏」「......好誉而迷之至极，竟将乩语视作圣旨。」并指出「若易园者，初则知见尚好，提倡颇切，今则正知见己无。.....而不知其全身堕在粪坑子里，何可為清净香洁也。」(29)

佛法决不可以与迷信同流，与冰炭不可共存一样。大师的是非观点何等清楚分明！当时有人说印光法师「脾气很大」。其实是大师对是非决不含糊，原则性极强。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一直是热诚指出，严肃帮助，决不迁就。与某些人，观点分歧太大，谈不拢，只好不谈。

印光法师一生教诫世人要「老实念佛」。他处事无论巨细，总是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师在一封给其皈依弟子的信中，自述到寧波阿育王寺朝拜，观看佛舍利的经过。说自己观看佛舍利「并无甚感奇特之事.....」。并告诫其弟子诸人「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30)

近代名画家张善子擅长画虎，还养了一隻活老虎在苏州网狮园。印光法师知道后，以為张氏养虎貽患，猛虎兽性难驯，恐终伤人。后来大师的弟子王薳与张善子将老虎牵到大师跟前，让印光法师给虎儿说「三皈依」，并赐其法名「格心」。老虎从此十分柔和驯顺，不久病死。此事传开后，竟有人打老远写信给印光法师，乞道其详。大师在復信中简单、平淡地一言答之：「所言张氏之虎，乃从小养的，岂是有道以伏之乎？」并在信末最后告诫对方：「此绝无称述之价值，何得无事生事！」(31)

「戒杀放生」是佛门一大事业，当时有人提出组织成立「全国放生会」，印光法师认為这种主张不切实际，无法推行，便予拒绝。(32)

大师的戒杀放生实施主张是怎样的呢？他在给方子藩居士的信函里这样写道：

「凡作事皆圆通，不当崖板。其一千五百元放生，当作三份。一分放生，一分买食，一分作基金。以不放生，则违施主之心；无食料，则生尚有累他人；无基金，则后难為继。以后所有款项，均当以此為準。又款项虽多，不宜一时尽款买，以防后有欲买无款之虑。」(33)

由此可见，印光法师考虑问题是何等周详细緻，处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在印光法师圆寂后，关於他的许多纪念文章中，记述最多的是他极其俭朴廉洁，惜福习劳的苦行僧生活作风。如他住的房间自己打扫，穿的衣服自己洗，一直到其八十岁临终，仍是如此。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一天关絅之居士去拜访他，楼上楼下到处寻遍，最后寻到天井中，他正在洗衣服，其时大师已是古稀之年了。印光法师在普陀山时，关絅之居士到山中某寺打佛七，请他早课来开示，关居士在后半夜叫轿子去接他，那时他已跑了一半路，坚决不肯坐轿子。在苏州报国寺时，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巖山去看看，已经替他準备了轿子，但他坚决不肯坐轿，从上山到下山，拄杖步行。

大师每日早晨仅食白粥一大碗，无菜。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為仅食白粥，已三十餘年矣。食至碗净為止，復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餘汁咽下，恐轻弃残餘之饭粒也。午食，饭一碗，大眾菜一碗，食必饭菜皆尽。」师自行如是，对人亦极严厉，见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大福气？竟如此糟蹋！」可以想见，在这种艰苦朴素生活作风背后，若没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巨大精神力量作支撑，则是很难做到的，在今天看来，对佛教界尤有教育意义。

印光法师对佛门中的「假善人」深為厌恶。在给一位居士復信中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道：「倘外现修持之相，而内无真实之心，则是假善人。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34)在同一封信中，他这样深刻地指出：「若学佛人不以躬行实践為事，则与世俗之伶人无异。在当场，苦、乐、悲、欢，做得酷肖，实则一毫也与己无干。」(35)

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他不赞成一些学佛的人，尤其是僧伽，去做「大通家」。他对当时优秀聪明的青年僧人显荫生前的劝喻，身后的评议，就充分说明瞭这一点。

他在答覆显荫法师信中说：

「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韜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弘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36)

后来显荫只活了廿三岁就死了。大师对之十分痛惜，悼念不止，每以此為例，告诫僧俗青年。

印光法师最宝贵一点，还在於他不仅善於解剖别人，而且严於解剖自己。他从不把自己打扮成「神」，从不标榜自己，大师毫不讳言自己年青时受儒家理学思想影响，听信韩、欧、程、朱的辟佛理论，并且跟著辟佛，后来才认识错误，毅然改正过来。每回忆及此，总是不胜憾悔：

「光宿业甚深，有目如盲。每事懺除，业仍如故。......曾以己见妄说佛法，丧人法眼，误人正智所致也。」(37)

「所谓净土要旨，全事即理。理事圆融，既契本体。早知即已饱餐王膳，而汲汲於献芹者，不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38)

有一位居士的幼儿為一点小事与人闹意气。大师知道后，就把他叫到跟前来，开导他，说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在村里看社戏，因為把自己的椅子座位放在最前边中央，竟遭到同村某青年无端野蛮殴打，但他忍下了。以此说明為人处世不易。

印光法师反对个人迷信崇拜。有的远方皈依弟子在书信皈依后，一直未见过大师之面，想到苏州、灵巖来亲见一面，大师总是復信劝阻，再三晓諭，只在认真阅读《文钞》遵照实行，见不见面都一样，毫无关係，不要為此浪费旅资与时间。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０年间，佛教界及大师皈依弟子等计划為印光法师庆贺八十寿诞，大师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光一生不与流俗同起倒。什麼八十不八十！有為光言祝寿者，光不但不领情，且深恶痛绝，以為大辱。祈勿以此為光言，若对光言祝寿者，是视光為流俗矣！又及。」(39)

「有言為光祝寿者，光云：『我寧受斩头之刑，不愿闻祝寿之名。』」(40)

印光法师近八十岁生日的那年十二月廿六日，他召集灵巖山寺僧眾及在山居士讲话。印光法师说：

「听说眾道友正在為我筹办八十寿辰祝寿活动。感谢大家的一片诚心好意。不必办了，因為我个人反对祝寿活动。社会上有些人為显示权势，扩张势力而办寿，也有些人為敛财，為扬名而办寿。他们都把办寿引為光荣，可是我印光以為可耻！」当法师说到「可耻」两字时，面红耳赤，声音洪亮，堂内一片肃静。(41)当时在灵巖山寺的青年僧人圆拙法师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然记忆犹新，深深感到印光法师这种精神的可歌可泣，深為敬佩，激励自己。

大师晚年，修持功夫益深，对世情洞察更為透彻，故而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言辞犀利，简明扼要，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

一九四０年(民国廿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印光法师圆寂於吴县灵巖山寺，亨年八十岁。圆寂前的遗嘱，只有对妙真和尚(其时已任灵巖山寺方丈)短短的三句话：

「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42)

印光法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最黑暗的岁月，他「用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43)

他在给人的信中屡屡指出：

「今之世乱日极，民不聊生，皆由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所致也。」(44)

「光常谓：『家庭教育為治安之本，因果报应為制心之法。』」(45)

因果报应及轮迴之说是佛教的基本核心理论之一，故而印光法师对之如此重视，再三明白晓諭。「歷史证明，宗教对於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能起到好的或坏的啟示。」(46)

佛门中向来是重视精神作用的。今天的佛门也更需有一点这种印光精神。对照印光法师临终的最后遗言，短短数语，寥寥数位，意味深长，仿佛他老早看到了佛门中今日的许多情形的。在普陀山就皈依印光法师的永嘉周孟由居士曾说过：「法雨老人......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然！三百年来佛门中，具有此种印光精神的，又能有几人呢？

一九九二年十月作完       

一九九七年七月修订       

注释：

(1)见叶绍钧《脚步集?两法师》。

(2)见增广(即《正编》)《印光法师文钞》。

(3)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4)见续编《文钞》上册《福州佛学图书馆书》。

(5) 此处专指大师的著名三论「净土决疑论」、「净土广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均见正编《印光法师文钞》卷二。大师早年，文字书信，概不注日时，在正编《文钞》中几乎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断定这三篇文章的写作年代是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显然是在法雨寺藏经楼所著。

(6) 此处专指大师所作之「灵巖山寺专修十方净土道场五条规约」。这五条规约為大师一九三二年在苏州关房中所作，又见之於印光法师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年所作「灵巖山寺念诵仪规」。据一九三二年之碑记语气，此五条规约订立的时间尚在一九三二年之前。似应在一九三０年一九三二年之间，确切年月日期尚待资料查考。

(7)见续编《文钞》上册二七五页《復杨煒章居士书》。

(8)见续编《文钞》上册二五七页《復刘惠明居士书》。

(9)见正编《文钞》卷一《復高邵麟居士书》。

(10)见(9)。

(11)见正编《文钞》卷一《復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12)见(11)。

(13)见正编《文钞》卷一《与佛学报馆书》。

(14)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徐福贤女士书》。

(15)见三编《文钞》上册一二０页《復焦易堂居士书》。

(16)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一页。

(17)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三页。

(18)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四页。

(19)见正编《文钞》卷一《復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20)见续编《文钞》下册第一四六页《灵巖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次建筑功德碑记》

(21)见三编《文钞》下册一０四六页《示灵巖打七规矩》。

(22)见《名僧录》圆拙：《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一九八八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第四十二页。

(23)见三编《文钞》上册二一０页《復宁德晋居士书》。

(24)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四０八页《復理听涛居士书》。

(25)见续编《文钞》下册第一一五页《宋版大藏经序》。

(26)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行业记》。

(27)见(26)。

(28)见(26)。

(29)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一五一页《復胡慧彻居士书》。

(30)见三编《文钞》下册第七三六页《復袁德常居士书》。

(31)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一二九页《復许焕文居士书》。

(32)见《永思集?对於印光大师之认识》。

(33)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四一五页《復方子藩居士书》。

(34)见续编《文钞》上册第三０页《復许熙唐居士书》。

(35)见(34)。

(36)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廿七页《復显荫法师书》。

(37)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八六页《復丁福保居士书》。

(38)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39)见三编《文钞》第四二二页《与严伯放居士书》。

(4０)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三五一页《復章缘净居士书》。

(41)见《名僧录?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

(42)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行业记》。

(43)见《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五八页《夜颂》。

(44)见三编《文钞》下册第六三八页《復林赞华居士书》。

(45)见三编《文钞》第六三一页《復章缘净居士书》。

(46)见《西哈努克回忆录》第二九五页《佛教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