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转眼四十年

　　附录三
　　
　　转眼四十年
　　
　　陈慧剑
　　
　　朝元禁足，风景奇异
　　
　　圣严法师到了朝元寺，起初是「禁足」，每日在寺方供应的阁楼上拜忏；先是「弥陀忏」，後来是「大悲忏」，一天两堂。剩余的时间，便是拜佛，晚间打坐，好像与「佛典」脱离了关系。在这段期间，身心非常安定。
　　
　　不久，台北的书运到，有几十箱，自己便动手将书从楼下一箱箱往自己的小楼上搬，这些书，包括「佛学、文学、史学」等等重要典籍，也是他安身立命之所系。
　　
　　以一个生而弱质的他而言，每箱二十多公斤重的书，几乎是不堪负荷的，但是寺中没有人可供协助，只有自己费尽所有力气来搬。他一箱箱地彷佛蚂蚁搬家，忽然间，彷佛「失落」了什麽，自问：「谁在搬书？」谁在搬呢？没有谁在搬啊？好像搬书的人消失了一般，自己也不见了；可是一箱箱的书都上了楼，也摆得好好的。这才如梦初醒的惊异起来。其实，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一个谜成为他修道生活中第二次奇异的经验。
　　是不是通过拜忏、业障消了，心灵清净了，有佛菩萨护持呢？这一答案至今还无法解答。但是他已决定──真正的闭关时间应该到了。
　　
　　他从台北南下，经过多方周折到了美浓，本来的目的就是闭关修道与读经，可是，朝元寺那里有多余的房子为一位云水僧来护持「闭关」呢？而自己又是初还僧服，也没有信徒护持他「闭关」。自己退役後的一点钱，又为道友急难付出去了，实在没有能力来建造关房。
　　
　　过了一个月，台北华严莲社智光长老向他皈依弟子张居士提到有一位精进佛道的後辈，需要护持，这位居士便专程到美浓山中来探望圣严法师，慷慨地问到建造一间关房需要多少钱？他愿意供养。关房的事经过一番估价并与朝元寺磋商，定案之後，张居士与朝元寺共同供养了这间关房，在不到一个月之後完成，因此，圣严法师便在诸多因缘凑合之下，也可以说是龙天护法吧──顺利地进了关房。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这位青年法师在风光幽静的美浓朝元寺入关，虽然也有个简单的闭关仪式，但观礼者寥寥无几。这一年，他是三十四岁。
　　
　　在关房里，他排定了功课，仍以拜忏为主，下午三点以後，以两个小时来看经。但是「怎样看，先看那一部经」，却茫无头绪。不过他想到曾经看过印顺法师一种着作中，曾写到「阿含」是佛家思想的源头，所以，他便决定由「阿含」入手。他排定了阅读阿含的程序──从《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中阿含经》到《长一阿含经》。每天以三个小时埋头於阿含，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其他时间仍旧拜忏、打坐。这位初步埋首於经藏的法师，非常欢喜打坐。

　　他未进关房之前，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是他的禅坐专用时间，但他打坐的方法非常奇特，既不修观也不参禅，更不念佛，也就是说上述佛家修定大法，对他而言竟然都不契机，他的「打坐」是诸法之外的「纯打坐」，不加任何「禅观」，他也自知，这是个人的创作。
　　
　　他记起，在修道的历程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转捩点是在二十八岁那年，虚云老和尚的法裔──基隆大觉寺的灵源老和尚的一顿拶喝：

　　当时，他还在国防部通讯部队服役，住在新店，他的寝室正面对「广明岩」上巨型的「阿弥陀佛」石像。他每天对着二公里外的阿弥陀佛礼拜，而当时「心情苦闷」也是原因之一。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之後不久，他去高雄五福四路佛教堂拜访月基法师，那天晚上那个看起来累累赘赘、迷迷糊糊的灵源老和尚，也从基隆到这作客，晚间，这一僧一俗（他仍着军服）被派在一间通铺上同单而眠，头上挂一顶大蚊帐。可是，这位和布袋和尚一样身材的老和尚并没有睡觉，他挺着大肚子打坐，看到他打坐，尚是军人身分的圣严法师（张采薇居士）也只有忍睡陪坐。
　　
　　坐了不久，年轻人就忍不住，说自己多苦恼、多不安，有许许多多问题缠着。灵源老和尚说：「你可以问，你可以问……」、「喔喔，还有吗？你还有吗？……」老和尚讲的好像是宁波话，令人混淆不清。「还有吗？还有吗？」一连串「还有吗？」，就是不告诉答案。突然间他伸出手掌，拍地一声打在床沿木板上，几几乎床都要震了起来。「你那来那麽多问题！摆下来睡吧，我要睡了！」
　　
　　就这样被他一阵捶打，圣严法师一箩筐的问题，竟然烟消云散，被打掉了。
　　
　　从此以後，他的心便稳定下来。他深刻地体会，「修行」对一个弃俗的出家人太重要了。因此，「打坐」在日後，甚至一直到今天，依然是圣严法师维护佛法生命的道粮。
　　
　　正式写书，是从闭关後半年才算开始，虽然，在朝元寺隐居禁足一年十个月之中，也陆续定稿几类「认识佛教」粗浅的书，但是一经闭关、读经以後，灵思便如潮水涌来，因此，他的第一类「传道书」──《正信的佛教》便在一九六四年完成，一九六五年五月问世。
　　
　　六载闭关，天地宏开
　　
　　圣严法师读完「四阿含」，写成《正信的佛教》，接着是埋头於「律藏」，当时凡《大正藏》中所能见到的律典，无一遗漏，因此，他对佛教僧团的制度、生活、戒相、了解得十分清楚而细密，他一边读一边写，在古人语焉不详处，引起自己「解释律典」的弘愿，经过十个月时间，又完成了着名的《戒律学纲要》一书。
　　
　　但是他的闭关生活依然是平淡宁静的，每日上午拜忏，下午看经、写作，晚间打坐。不过後来改为上午读经、下午写作、晚间仍旧打坐。这是「定慧双修」的闭关生活。在关中到一九六六年初，因为眼疾需要治疗，迫不得已，在同一年八月七日方便出关，到高雄看病，因而受到高雄寿山寺星云法师之约，在寿山佛学院讲授《比较宗教学》与《印度佛教史》；前後十个月，一面讲学、一面写作，在美浓与高雄之间往返奔波，终於因为这种生活与自己闭关修道大相迳庭，加上都市生活送往迎来，到次年六月十日，回到美浓，再度入关。这次入关，惊动了佛教界前辈印顺导师、白圣长老、剃度师东初上人，以及同流道友纷纷来山相勉，在一个比丘僧来说，「闭关」不能不说是「终身大事」，何况他是「二度入关」，是铁石心肠，投入「了生死、断烦恼」行列的。想不到东初长老，竟然命他出关，到东京去留学。这是圣严法师日後暂别山居生活出国留学的契机。
　　
　　所谓「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圣严法师在山中，「日中一食」──由朝元寺常住供养，读经与写作在时间上有时互相更替，唯有晚间打坐，从未变动，「身在禅中不见禅」，不管在知识与境界两方面，都已另见天地了。

　　在这整个闭关、行解双运的日子里，圣严法师究竟修什麽、证什麽？
　　
　　他修的是「心中无系念」的「无念法」。心中无念，何其困难？但是圣严法师在这一特殊的方法上，找到了「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的「本来无一物」的一丝不挂禅。他没有师承、未经启迪，用这一「离念、无念」、「非观非禅不思议法」，开辟了另一片修行空间，若干年後，他为美浓修道方法，订名为「疑似曹洞默照禅」。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因受台北善导寺住持悟一法师邀约主持「佛教文化讲座」而出关。
　　
　　他总结美浓的闭关成果：
　　
　　所有的修行方法除了「九十天的般舟三昧」之外，其他的有关佛家禅定（六祖禅、天台止观、念佛三昧）都试炼了，并且决定了宁愿作为一位宗教家、一个老比丘，虽然自己修的不是中国正宗「禅」，但是他遍读一切禅修的典籍，也选择了日後教禅的路。
　　
　　在经藏上，也选读、精读全部佛典中重要的经论，包括般若、华严、涅盘、楞严、法华、大智度论……。其中尤以「阿含、般若」最为得力，凡是重要的经论都已做了一番浸礼。
　　
　　由於在关中受到道友杨白衣、张曼涛居士传来日本佛学研究的资讯与日文佛学着作的供应，通过闭关後期的日文佛典的自修，对日文着述已培养出阅读能力，这对以後到日本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佛教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落後观念。当时又接触到外道对佛教的批判性挑战，於是益加动念怎样到日本从事更精深的佛教思想研究。
　　
　　圣严法师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到美浓闭门读经，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出关弘法，前後计达六年三个月零八天。法师的初期作品，在闭关中大量涌现，最重要的代表着作，当推《戒律学纲要》之问世；这本书透过一般论文作法，来演绎佛家戒律的义理，极受海内外佛教高级知识分子之注意；佛律之在中国学术化，同时也足为僧俗共读，这是第一部值得珍视的书。

　　圣严法师出关後，善导寺讲经一年中，一面进修日语，於是经过申请及准备，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终於获得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的入学许可。
　　
　　负笈东瀛，浸沈学海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他从台北到东京，踏上了留学的征程。这是他闭关期间受到剃度师父东初老人的鼓励，尤其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张曼涛居士的劝请，并在闭关中阅读了许多关於日本佛教的着作，发现日本佛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辉煌的成就，俨然已执世界之牛耳。对研究资料的整理提供，再没有其他国家可比。
　　
　　而国内的佛教教育普遍的低落，僧众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视。为了提高佛教学术的地位，因此发愿到日本留学深造。虽然此时他已三十九岁，而且从未受过中等及高等教育，到达日本，进入日莲宗创办的立正大学，便直接由硕士课程开始攻读。
　　
　　两年之後，完成硕士学位，回到台湾，同时把日文的硕士论文《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翻成中文，交给《海潮音》杂志连载，东初长老希望他回来之後，就不要再去读书，但是他的指导教授，当时立正大学校长坂本幸男博士，认为他的程度和努力的方向，最好能继续完成博士学位才有意义。因此，虽然许多国内僧俗大力劝阻，并且断绝经济後援，但他仍然再度赴日，继续博士课程。
　　
　　一开始，他准备博士论文，以明末的蕅益大师为中心，这与硕士论文有关，都属於天台系统。而从慧思到明末的阶段，所有天台的问题，几乎都被人家研究过了，只有这个论题未被开发。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四年过程中，他除了攻读学分外，所有时间都在东京各大学图书馆浏览。并利用寒暑假期，去访问道场，实际去参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动。有传统式禅宗的禅七和密宗的加行，也有各新兴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动。不但了解到日本在学术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宗教活动上，不论是传统的佛教方式，或新兴宗教的活动，也值得借镜。比如他接触到临济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长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及总持寺派和黄檗宗派的传统禅，还有龙泽寺派新兴的禅。
　　
　　又接触到天台宗传统的比叡山派的修行者，新兴的孝道教团，还有传统的净土宗大德寺派和日本新净土宗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派；传统密宗的高野山派、成田山派；日本宗教的传统日莲宗身延山派和新兴的日莲正宗，立正佼成会、灵友会、国柱会等。
　　
　　他接触到这些宗派的领导人和年轻一代优秀的人才，而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并接受各宗派的邀请和招待，游历各地。除四国之外，南至冲绳，北至北海道，处处都曾有他的足迹。因此，得以见到日本从上到下全面深入的普遍的佛教现况。
　　
　　在学术界，当他撰写论文期间，拜访过东京、京都有关天台学及中国佛教的专家学者，同时参加了下列学术团体的活动：第一，「印度学佛教学会」；第二，「道教学会」；第三，「西藏学会」；第四，「日本佛教学会」；第五，「日莲宗学会」；并提出论文，在会议上发表。由於学术会议是由南到北在各大学轮流召开。因此，他接触到日本全国的有关学者，因他对东京的学术环境最为熟悉，并且东京是日本人文荟萃之地，因此，他也有机会接触到世界性的学术会议。

　他的博士课程进行至第二年，指导教授坂本博士去世，生活费用也告罄。但他记取坂本教授的话：「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无道心。」同时，他记取东初上人的训示：「愿为宗教家，不为宗教学者。」内心默默祈求观音菩萨加被。後来，他得到两位指导教授：一位是印度学的权威，金仓圆照博士；一位是中国佛教史学权威，野村耀昌博士。他们看过他写作论文的计画和蒐集的资料之後，都表示十分欢喜，支持与鼓励他继续写完。
　　
　　当他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学校的同学及东京的学术界都感觉不可思议，一个中国人能在四年之内完成博士课程，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尚无前例。立正大学的博士课程开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凭编号是第三号，这也是令日本佛学界惊叹的一件事。
　　
　　日本之长，中国之短
　　
　　圣严法师在日留学六年，一瓢一饭，生活备历艰辛，但也是中国比丘在日本埋头吸收彼邦学术、获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极受国内外佛教及学界之仰叹。
　　
　　他的博士论文，以研究智旭大师为中心而写成的《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於一九七五年在日本问世，中文版於一九八九年由关世谦中译，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圣严法师在日本六年，深深地投入了佛法的海洋，当他在美浓时，读遍佛家大经大论，建立佛家思想的骨架，在日本六年，则遍读《大正》、《卍续》两藏，除了重复的典籍略过，所有经论一概吸收化为自己乳血，因此乃能眼界为之大开，胸臆为之壮阔，然後再把自己的思想投回到中国佛学的土壤上。
　　
　　根据圣严法师留学六年，从日本「取经」再运回中国佛域，再将这些精华溶入於着作之中，使我们对日本佛教真正的面目，有了一番清晰地认知。吾人眼前，现在透过法师东渡修学的镜面，我们对日本佛教作如是观：
　　
　　日本佛教最大的成就在於，他们为佛法忘身的企图心来建立佛教教育、文化、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理念；一经参与佛教千万年大计的学者、高僧、禅和子，无不与身家性命一并投入。
　　
　　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有佛学而无佛教」，或「有真居士没有真和尚」是有出入的。圣严法师透过六年的「和光同尘」生活，才惊异地发现，他们不仅有人修行，更有许多人严格在修行。
　　
　　他们在明治维新时代之後，「蓄妻带子」的家族传承制度，却是日本佛教得以延续的一项凭藉。除了「大本山」的专修道场之外，也有「隐居独修」、「集体修」、「行脚修」的各种修行方式。
　　
　　他们的「寺院」，是他们弘法的大本营、延续佛教的命脉，各宗各派的「大本山」及「本山」也创造了日本佛教的高等学府，培植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日本的佛学成就在於，方法学、语言学、梵文、巴利文原典的研究，及文献学的开发与扩展，造成了日本今天的世界性学术地位；虽然日本没有产生过东晋以後像道安、智顗、慧能这一类型的思想大师；他们只能够解决早期文献上的疑难，却没有解决义理的突破。
　　
　　但是圣严法师还是从日本这块佛教紮实的土壤获得了现代中国所没有的法乳滋养。
　　
　　日本佛学者的敬业、勤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挖掘、精密的研究方法，以及锲而不舍的朴实，值得我们赞美学习。
　　
　　圣严法师不仅得到日本学者的素朴精神，也受日本佛学者的人格感召，与前辈对後生的无限慈爱与关怀，不厌其烦地谆谆善诱，爱生徒如己出，尤其对穷苦、努力的弟子，百般呵护。像坂本幸男教授，就是典型的日本良师。
　　
　　禅在彼方，禅在此方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这位比丘学者，受到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之请，自东京赴美弘法，并在纽约大觉寺，以美国人为对象，开设「坐禅训练班」。
　　
　　在攻读博士的繁忙生活中，圣严法师每日早晚的焚香拜佛常课仍未中辍。在东京，他所参访过的道场，有曹洞宗派下的总持寺，随原田祖岳禅师的弟子伴铁牛老师学禅，在博士学位最後一年，有过三次禅七的经验。足迹遍踏日本九州、本州东北部道场。他在禅七中也获得日本禅师的印可，并赞成他去美洲弘扬禅法。
　　
　　日本曹洞禅的特色：是「只管打坐」。「坐！坐！坐！」；把「念」放在坐的姿势的正确、挺直；直到「杂念」渐渐消融。
　　
　　日本临济禅的特色，是只参「无」字公案，滴水不漏，先从数息入手，俟妄心已息，再由「无」越到「公案」，直到你明心见性。
　　
　　原田祖岳禅师是曹洞与临济禅的两个系统传承者。
　　
　　圣严法师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不忘佛门本分事，当他在一九五○年以前，也留心过中国禅宗丛林，接触到当代禅匠虚云及来果禅师着作，对於唐宋中国禅师们的语录，也曾做探索。
　　
　　他到日本参访道场，学禅、学教之际，才发现日本禅单纯、形式化、千年不变；而中国禅则千变万化，灵光闪忽；因此，学成之後，便决定采用本国的禅法来建立自己的禅道场，所以每次建立禅七，方法与机制都有所不同，这是中国禅的特色！
　　
　　他一九七五年二月，获得博士学位。为了接洽出版和校对论文，又在东京待了十个月。刚得到博士学位，他受到政府驻日代表马树礼先生的祝贺，於三月四日特假东京「六本木的随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接着又收到了教育部、青辅会及救国团三个政府单位，联合邀请出席「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的邀请函。於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回台参加了会议的活动。
　　
　　会议完毕，回到东京以後，办理赴美的手续，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佛教史学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在会中，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位佛教思想家」的论文，同时也成为国际佛教研究会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九七六年八月，美国佛教会在沈家桢先生的支持下举办一次松坛大法会，庆祝美国立国二百周年。
　　
　　他和沈家桢居士分别在会场演讲，这在美国是一种难得的盛况。同年九月，成为美国佛教会的董事、副会长、大觉寺住持。一九七八年底於美国成立「禅中心」，一九七九年七月将禅中心命名为「东初禅寺」，并剃度美国青年出家，出版英文《禅杂志》季刊及《禅通讯》月刊，同年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并教授禅法。
　　
　　仁为己任，任重道远
　　
　　圣严法师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出任大觉寺住持，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为止。在同年二月，则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邀聘，回台担任哲学研究所教授。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因剃度师父──东初上人（於先一年底）圆寂，由东公遗嘱指定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及农禅寺继承人，并晋任为该馆馆长，十月九日应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
　　
　　这一年，圣严法师是四十八岁，也从这一年开始，他在台、美两地轮流主持三个道场，和一个「佛学研究所」。在台湾未曾见到像圣严法师在「北投农禅寺」模式──以文化人为中心的寒暑两波段的禅修活动，也没有见到中国式寺庙佛学院会升格为学院式研究教学场所。
　　
　　在「定慧双修」上，是中国比丘僧在承担「佛教行解」两端兼顾教育、负起「昇华」责任的第一人。佛教的历史包袱太重，圣严法师的文化使命，将使他成为宗教兼顾发展佛教学术的推动人。「佛教」能不能由於他的实践其文化使命而再生新枝，这都在他的深弘大愿里成为尽形寿奋斗的目标。
　　
　　美国的道场──禅中心（东初禅寺）最初设在纽约皇后区，柯罗娜街三十一号。过了五年之後（一九八二年）由於不敷使用，转到同一条街的五十六号，到今天以西方的佛寺标准而言，已具规模。
　　
　　这座道场，占地面积五千平方英尺，建筑面积为九千一百平方英尺，分别设为停车场、禅堂、讲堂、寮房、图书室、会客室，它是财团法人组织。起初，圣严法师原意为英语人士为对象来弘扬「中国禅」，可是现在中国人却超过了美国人。这个道场平时是双语教学，「小参」则是以英语交谈。这一道场，也成为中国法师引用双语传道的第一人。
　　
　　这里与台北的农禅寺，每六个月分别订有「行事历」，「行事历」决定了圣严法师什麽时候在纽约，什麽时候又到了台北。「行事历」决定了「中西」两个道场文化与禅修的实际内容。
　　
　　纽约平时有常住五人，其中两位青年比丘，两位待落发的女众。平时参与活动的「中美」人士，经常是五十到一百人。此间所创办的英文《禅通讯》月讯及《禅杂志》季刊，发行到世界各地约二千多份，寄发地区有二十五个国家。在纽约创立的法鼓出版社，已为圣严法师出版了六种英文的禅学着作，也行销世界各国。
　　
　　东初禅寺，在纽约地区已算重点道场，它的活动频率、信徒人数，以及中英文报纸见报率，已成为世界各地佛教的重点新闻。

　　在台北，农禅寺从一九七八年，圣严法师接承文化馆之时，经过一番策画，到一九七九年开始对外开放设立「禅道场」，由圣严法师亲自主持，并且接受中国知识青年剃度以及社会知识分子定期打坐、参禅，以及对内对外的演讲弘法活动。迄今在农禅寺学习禅坐的人数及接受了三皈依的信众，已超过四万及五万二千多位，该寺出版的《人生》月刊及《法鼓杂志》，发行数量合计已超过十二万。圣严法师一身而兼有东西两个道场的弘法大任，真可谓席不暇煖，以佛教兴灭为己任了。
　　
　　可是为了对佛教「从根救起」，舍高级教育之人才培养之外，别无他途。当一九八一年已改为大学的文化学院佛学研究所正式成为教育机构，七月底招收第一届硕士班学生八名。同年六月圣严法师受聘为中国文化大学的华冈教授。到一九八四年，文化大学佛研所因为受到学校当局政策性影响而停办，於是圣严法师在一九八五年假北投「佛教文化馆」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招收大专毕业学生，授以三年学术训练，再做重点培养出国深造，修读博士学位，到一九八七年获得教育部核准立案，所址移入「佛教文化馆」重建後的新址，正式负担起「培养高级佛教学术人才与悲智双修的弘法人才」的重任。
　　
　　「中华佛学研究所」到一九九五年的夏天已十四度招生，它的教学特色，除聘请国内外佛学着名师资教学，课程与一般硕士研究所应修的相同之外，重点在「巴、梵、藏」文的学习，以利原典的研究，并藉这一途径与国际佛教学术界互相沟通。
　　
　　在作风上，采开放教学制，除本所学生之外，凡有国际着名教授来所开设中短期讲座，一律邀约。
　　
　　在学术交流活动上，一九九○年元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由圣严法师主持的「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网罗世界一百四十位学者参与，又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假台北圆山饭店主办了「第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与会学者一百五十余位，这两次会议将台湾佛学研究气氛，带到最高峯。

　　在重要目标上，除培养高级学术弘法人才，也兼及训练「管理」人才、修道及弘法专才。务必做到「解行并重」、「定慧兼修」。到一九九六年为止，在东西两半球依止圣严法师出家修行的男女弟子，已超过了八十位。
　　
　　圣严法师本身是「修道」与「学术」兼重，他深以为没有「行持」的基础，研究学术者，则与佛法无法相应；终致学术归学术、佛法归佛法的内在歧异现象，他要的是既要有学养，又要有道行的承传弟子。
　　
　　他对日本佛学者「行解双运」十分敬佩，日本有很多学者，淡泊一生，不是参禅便是念佛；像鎌田茂雄教授修禅、水谷幸正教授念佛，他们却有相当深厚的根基，极为崇高的宗教情操。
　　
　　同时，被误认为日本佛道场与佛教徒都饮酒肉食的印象，日本人有不同的文化认知，但真正的修道者是不肉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圣严法师的理想中国佛教与佛教比丘僧，是兼具日本佛教人的谨严、学养、宗教情操与中国比丘僧的持清净戒律与重视有道高僧的人格模式。只有具备这种道德素质的佛教人才，才是复兴中国佛教的最大寄望！
　　
　　淘金琢玉，造就龙象
　　
　　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以前，「中华佛学研究所」毕业的优秀研究生，出国深造的已有十一位，分别有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的惠敏法师、邓克铭居士、同校博士班的厚观法师、名古屋大学博士班的郭琼瑶居士、九州大学博士班的陈宗元居士、京都大学硕士班的果赜法师、京都龙谷大学的开智法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毕博士课程的梅乃文居士、密西根大学交换研究员的果祥法师、夏威夷大学硕士班的李美煌居士、佛罗里达大学硕士班的陈秀兰居士。
　　
　　历届留在国内的毕业研究生，已有数位留在本所教授初级佛典语文，分别有教授初级藏文赖隆彦及曾德明居士、教授初级梵文的宗玉媺居士、教授佛学英文的杜正民居士。另有数位在各佛学院及高职学校教授佛学课程，为台湾的佛教教育带来一批优秀的师资及弘化人才。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起学成返国的惠敏法师、邓克铭居士，各方争相延聘。惠敏法师目前是西莲净苑副住持，并在中华佛研所、法光佛研所、国立艺术学院担任教职。邓克铭居士目前是「华严法律事务所」的负责人，也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的专任副研究员。

　　中华佛学研究所与国际上知名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已有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学、东京的立正大学及驹泽大学；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密西根大学；泰国的法身基金会。为提昇中国佛学的学术地位，贡献颇多。
　　
　　中华佛学研究所从创立时筚路蓝缕、摇摇欲坠的困境中，到今日的开花结果、稳定成长的局面，不仅促使台湾佛教界开始重视佛学研究及高等佛教教育，也为中国佛教造就一批法门龙象，为中国佛教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初基。这一切都凭藉着圣严法师坚定的意志力及推广佛教教育的大愿力。
　　
　　悲智双运，寰宇弘法
　　
　　一位中国比丘僧的身影，自一九七六年以来经常於夏冬之际，游化於欧美各国五十座着名学府之间，主讲超过百余场有关中国禅宗及佛教的精辟演讲。圣严法师在美洲大陆弘扬中国禅法及正信佛教，其艰辛的情况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法师除了坚毅面对困境之外，更积极地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弘法地区也遍及加拿大、英国、哥斯大黎加、香港、捷克等国家。
　　
　　在台湾，二十年前的大学校园，出家僧尼是不准进去的，不仅不准弘法，连穿僧装读书都会受到排斥。而今各大学能够尊重宗教的自由，允许大学佛学社团邀请法师至大学校区演讲。圣严法师历年在国内期间，经常应邀到各大学做过许多场的佛学讲座，并举办佛学课程充实的「大专佛学夏令营」。法师希望能藉此开拓学佛青年的视野，使其了解到要深入佛法或发扬佛教，须先重视佛教教育及佛学学术研究。
　　
　　法师所着近六十本的佛学及禅学着作，曾影响并扭转当代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信仰佛教就是迷信的传统看法，并进而学习佛法及参禅。而其着作中的八本英文禅学着作，也接引许多异国人士了解中国禅宗的思想及修行法门。
　　
　　圣严法师不仅在学术领域上，引导台湾佛教界能从佛教历史、经论及近代佛学研究作品中，了解佛陀的本怀及认识真正的佛法。他也在台湾、美国、英国等地，迄一九九六年为止，主持了近一三○期的禅七，并在法鼓山举办了十届的「社会菁英禅修营」，指导许多中外人士进入禅宗修行的领域。法师在佛教教理及修行实证两方面均能兼顾并加以弘扬，使信众能走向「教证合一」的理想境界，他认为唯有教证兼弘，佛教才能真正的发扬光大及源远流长。
　　
　　一九五六年，中华佛教文化馆发起每年一次冬令救济活动。一九七八年圣严法师晋任该馆馆长後，继续扩大办理，救济更多的贫苦人士。透过冬令慰问的救济活动，圣严法师以佛法开示及佛书结缘，令受济者在物质及精神双方面，均能蒙受利益及法益。法师并经常将十方檀越善心布施的财物，捐赠给荣民总医院惠众基金会、智障团体、养老院、育幼院、聋哑福利协进会、流浪动物之家、野鸟协会、台北木栅动物园建野生鸟类复健鸟笼等二十余所慈善公益团体。
　　
　　圣严法师多年来在佛教教育文化及社会慈善救济的表现，已受到政府当局与社会大众的肯定及赞扬，并於一九九○年荣获内政部颁发「好人好事八德奖」、一九九二年台北市政府颁发「市民荣誉纪念章」、一九九三年吴尊贤基金会颁发「吴尊贤爱心奖」及杰出社会运动领袖奖、一九九五年获社会教育有功贡献奖、一九九六年获颁国际杰人奖。内政部及台北市等也经常颁给感谢状赞扬法师的善行义举。
　　
　　导正佛法，建设净土
　　
　　在多元化的社会下，佛教也出现多元且新的状态，此时有能力、有抱负、且具号召力的法师或居士均可发挥其影响力，而形成新兴的佛教团体。表面上，这些新兴团体号召许多人对佛教产生信心甚至成为佛教徒。但是在多元化的发展之下，由於彼此的观念不同，极易产生教内冲突矛盾及教义混淆不清，并使广大的佛教徒产生迷惘。
　　
　　圣严法师以年近不惑之身，远赴日本留学，目的就是要从日本百余年来，对佛教历史、经论等的丰硕研究成果中，吸取经验并学习其成就，能够对衰微已久的中国佛教有振衰起弊之作用。法师以慈悲的宗教胸怀与紮实的学术素养结合，希望能引导大家从基本的佛教理念去寻找源头，也是回归佛陀化世的本怀。
　　
　　今日世界的政治纷争、战乱频仍、生态严重破坏都是因为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危害人类本身未来生存的危机产生，而人的行为乃源於人心，而佛教最重视就是人心问题的探究和解决。若是能透过教育以佛法来教化每个人的心，也就是解决一切问题源头。
　　
　　为将佛陀教法落实在人间，为使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因正信的佛教而带来光明幸福。圣严法师提出「提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而达成这个理念的方法是「推动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法师认为佛教教育是发扬佛法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今日佛教教育更需要具备系统化、全面化及层次分明的教育机构，才能符合现在及未来时代发展的需要。
　　
　　自一九八九年起，圣严法师与认同法师理念的护持居士们，选定台北县金山乡面对北方海洋的山坡地约六十甲，定名为「法鼓山」。希望以此地作为推动全面佛教教育的根据地，以便达成「提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
　　
　　法鼓山的建设共分为三期：
　　
　　第一期工程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的迁建工程，中华佛学研究所在今日佛教教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兼具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国佛学研究，培养佛教学术研究暨弘法人才功能和目标。第二期中程目标是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的建校工程。第三期远程目标是世界佛教文教及修养中心。
　　
　　「法鼓山」的建设计画，是圣严法师以整个世界佛教为己任的远图之基础，「法鼓山」建设计画之推动仍有待十方的檀越大德，能发「舍无量心」，共襄历史的盛业。
　　
　　圣严法师希望促成「世界一家」的佛教早日完成，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佛教徒能够不分宗派、不分区域、不分种族共同融汇为一种「正知正见」的世界佛教。他也寄望於「法鼓山」能带动台湾的佛教界，乃至全世界的佛教，走上佛教现代化之路。法鼓山将以佛教教育带动社会文化的提昇，经由文化的提昇来改变众生心灵，以达成人间净土之推广实现。
　　
　　一代宗师，为法尽瘁
　　
　　圣严法师一生致力於弘扬人间佛教，推动全面佛教教育，尽心尽力地推行正信佛法於世界各地。长久以来法师心中一直觉得遗憾的是：「佛法这麽好，知道的人却那麽的少。」
　　
　　法师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佛法，而这个希望需要更多的弘法人才一起推动。然而弘法人才的培育，需要完善的佛教教育制度与环境。环视当时国内对佛教教育的漠视，法师深切体认到「今天不办教育，佛教没有明天」，因此为提昇国内佛教教育水准及培养弘法人才，他发愿以其瘦弱的身躯及毕生之生命来努力完成之。
　　
　　圣严法师於一九六九年束装远赴日本留学，学成之後即奔波於台、美两地巡回演讲佛法、指导禅修，并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培养更多佛教人才。这一切的努力辛劳，都是为了把「这麽好的佛法」，弘扬到世界每个角落，届时我们的世界也将成为真正的人间净土。
　　
　　圣严法师的努力渐获社会大众的肯定及景仰，尤其佛教四众之敬爱，他的学术成就固是一端，而最大的因素，则是他能依照佛律，重新剃度，正式受戒，洗却旧容，坚持佛戒的所致。
　　
　　圣严法师是出入僧俗一面光洁的明镜，一位光明磊落的比丘僧，一位将在历史舞台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家，而他献身推动国内佛教教育百年大业，也将为中国佛教写下历史的新页。
　　
　　这位谦诚而深具智慧的一代宗师，为弘扬佛法已奉献其全部身命而没有个人的事业。曾有一位美籍神父，见到简陋的美国东初禅寺时问圣严法师：「如此清苦，目的何在？」法师的回答是：「不为什麽，只为使需要佛法的人，获得佛法的利益。」
　　
　　圣严法师如今虽已受到国内外广大信佛学佛人士的尊敬，而认同他所推行「提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人士，也越来越多，但他经常谦称：「我什麽也没有做，所有的奉献，都不是我的，我只是一根输血的导管，把志愿捐血者的血液，经过导管，输给需要血液救命的人。」
　　
　　圣严法师也常对弟子们说，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因为发觉佛法对自己是如此的有用，想必对人类社会也能产生作用，所以努力修学佛法及弘扬佛法。由於跟随及护持的僧俗弟子渐渐多了，大家广为宣传及赞扬，才将他衬托成为一位高僧。但是法鼓山的形象及其对於社会的贡献，应归功於每一位热心参与及认同关怀的大众。法师为报答佛教的深恩及感谢大众的护持，将会夙夜匪懈，为法献身，尽劳尽瘁。（本文为陈慧剑居士定稿於一九九○年九月一日，一九九三年法鼓山文教基金会修订部分内容，已取得原作者之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