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附录一
　　
　　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印顺长老
　　
　　一
　　
　　本年（民六十二年）六月我获得了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佛教刊物，多数予以报导。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发表了责难的文字；也有法师来信，对此表示异议。所以我想对取得学位的经过，及我对学位及中日佛教关系的看法，说几句话。
　　
　　关於学位取得的经过，先要说到与此有关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场真玄先生与我国在日留学的圣严法师，牛场先生听说七十多岁了。他能读我国的文言与语体文，他存有对中国佛教的好感与热忱的希望。我没有见过牛场先生，可说与他没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来，经常将我的作品翻译或写成报导，推介於日本佛教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华民国有个印顺，那是受了牛场先生自动的义务推介的影响。我在中国文化学院授课时，在日留学的慧岳法师，认为我如有一学位，那多好。他自动去与牛场先生谈起，并进行取得学位的活动。直到事情中止进进行，我才听旁人──演培或吴老择谈起。这是牛场先生与我关系的一切。圣严法师，我没有与他共处，他去日留学，我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论关系，也是极普通的（如圣师所作〈划时代的博士比丘〉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这次学位的取得，要从我在病中说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医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师来说：牛场先生来信，希望我同意他，对我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据圣严法师文所说知道，《中国禅宗史》传到日本，一般反应良好。牛场先生为了过去答应过慧岳法师，所以又自动的热心起来，想用日译本申请学位。但他那时来信没有说明，我只知道翻译而已），我觉得是好事。写文章，希望有人读，希望多有人读。近代的日本佛学界，能读我国语体文的太少，所以如译为日文，那对日本佛教界，应有较多的影响。这样，我虽在病中，也就同意了。那时，我国还没有退出联合国。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牛场先生直接寄信给我，称叹《中国禅宗史》，劝我以日译本向大正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圣严法师与吴老择居士，也来信劝请。牛场先生对我二十年来的自动推介；这麽大年纪，竟在四、五个月内译成一千多页稿纸，费时费力，使我觉得盛情可感。我那时病情正在恶化，为了不使爱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寄一些资料（经历及着述）去日本。那时，中日还没有断交。

　　今年一月底，我应乐渡法师与沈家桢居士的邀请去美国长期疗养，途经日本，休息了两天，见到了圣严与清度法师，吴老择与梁道蔚居士。我身体弱极，只在旅社里待了两天。那时中日邦交已断，所以我对申请学位一事，表示缺乏兴趣，并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为了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圣严法师文中，也提到这点）。那时，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动，所以大家结论为不做主动促进再说。
　　
　　到了四、五月间，圣严法师来信说起：牛场先生告诉他，学位进行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进行（信是请日常法师写的）。但无巧不巧，隔一天，圣严法师就来了信：他在前几天，因关口博士告以准备工作完成，须缴申请费用，所以圣师已经缴纳；不足部分，由他先为垫出。到了这一阶段，我也就决定如此了。本来应亲自去日本接受学位，由於身体转坏，不能前往，才由圣严法师代表接受，将「学位记」寄回台北。学位取得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没有与校方直接联络，牛场先生与圣严法师，自动为此而牺牲时间与精力，我应表示我的谢意。
　　
　　二
　　
　　再说到学位：学位是世间学术的一项制度，与佛法的修持无关。以佛学来说，我对无信仰无思想的佛学，我从来不表同情。认为：「即使对佛教有传统习惯上的情感，也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照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为佛学家与博士而已」。「如没有这种信念与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辉煌，都不外乎骨董的监赏，历史的陈述与整理。虽足以充实庄严图书馆，而不能成为活的佛学」（并见拙作〈谈入世与佛学〉）。就博士学位来说：这并不表示无所不通，也不是对此论题绝对正确。这是表示对於某一论题，写作者曾经过缜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见，新的发现或新的方法，值得学界参考而已。所以我并没有把它看作什麽了不起。（《菩提树》第二五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