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军中十年 - 醒世将军

　　醒世将军
　　
　　民国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我随着一个电台，配属到高雄要塞，就是住在现今的寿山公园里，当时的公园，漫山是杂草，以及成丛的相思树，没有开放游览，也不像一座公园。但我住在那里，却是很大的方便，常常去市立图书馆，一坐就是半天，看不完的书，可以借出来，看完了，再去换。因此，我自那时到民国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止，在哲学、宗教、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看得很多，并且做了好多笔记。其中以文学作品看得最多，几乎在当时所能借到或租到的中外名着的中文本，我都找来看了；同时费了一股子傻劲，为那些着作写心得，编入名录，分析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注意作者表达人物的技巧。另一方面，我也勤奋地学着所谓小说的「创作」。
　　
　　我写了很多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自以为是新诗的诗，用几个笔名，投向各处发表。到民国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我能於《佛教青年》上发表〈文学与佛教文学〉，并引起教内一时的争论，那也要归功於此一时期对文学、对写作的研究。只以我的技巧尚未成熟，文艺的思想也未通透，所以，既未因此成名，更未因此成功。那时，我自己买了一张竹制的书桌，绝大部分的时间，便消磨在那书桌上。
　　
　　我有几位同学，也很用功，多数是为军事教育的深造用功，用功的重点，很多是在英文，他们希望有机会去美国受训，所以常往教堂里跑，听英语讲道。另有一些则是为高普考而用功，用功的重点是在社会科学。他们见我用功的方向，不伦不类：看佛经、看文学、看哲学，又看宗教，所以好心的劝我，教我认定一个目标。其实我是有目标的，我既不想以军人为终身的职业，也不想到行政机关讨一碗饭吃，我是藉此机会打一打文学的基础，然後再专志於宗教哲学中去，因为我的宗旨，很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仍做一个出家人。凭良心说，我之能够涂鸦写文学，主要是在军中磨链出来的。
　　
　　到了凤山之後，我常去煮云法师的佛教莲社，在他那里，我可借到一部分的佛书，并向他请教一些佛学的问题。那时的煮云法师，已在全台湾闻名了，他经常环岛布教，我说他是一座活动的布教所。同时，在民国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间，他又出了一本《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的演讲录，轰动一时。至民国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基督教有个叫作吴恩溥的牧师，出了一册《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当我看了煮云法师及吴恩溥牧师的两书之後，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册《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於是，仅以十来天的时间，写成了五万余字，交由煮云法师出版。这是民国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八月下旬的事。
　　
　　正在这时，我也为着调换工作单位而忙。那是由於友人的介绍，考取了国防部的一个机关。至九月二十五日，我便奉准调到新店去了。
　　
　　因为新店离台北市很近，我与台北佛教界的接触，也就容易得多了。

　　自民国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为好几家佛教刊物写文章了。最先是因性如法师接编《人生》月刊，他知道我会写文章，所以硬是逼着要稿，他对我一向也是不错的，碍於情面，我就写了，并且我也从此有了一个「醒世将军」的笔名，这不是因了军人的身分而取，乃是为摄化众生与唤醒世人而取，这个笔名，一直用到民国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冬天第二次出家後，才停止使用。另外我从民国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元旦开始，同时用了一个「张本」的笔名，在《海潮音》及《今日佛教》上写稿。

　　▲为摄化众生、唤醒世人，作者以「醒世将军」之笔名在《人生》月刊上发表文章。
　　
　　佛刊很多，为《人生》写开了头，其他几家，也向我索稿。因此，我就放弃文学的习作，专写佛学性的文章了。
　　
　　写文章的路子一开，思想一通，理境一现之後，便会源源不绝地一直写下去，写了一篇又有一篇，路线虽只一条，境界却是越开越宽了，又像滚雪球似地，知识一天天地增进，文思也一天天地广阔，不论看什麽书，不论吸收何种知识，均会汇集到我所归宗的中心思想上去，渐渐融合，慢慢凝聚。做学问做到此一地步，真是一大乐事。但此在我，到了民国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才开始活泼起来的，虽然那也只是我在学问之门中见到了一线曙光，在思想之海中尝到一滴之味而已。但是好多人以为我是开悟了。
　　
　　有时候思潮澎湃，不能自制，即於抱病之际，也要执笔一吐。我在新店时的工作很苦。而且常常通夜工作，我不惯夜间生活，夜间工作之後的第二天日间，并不能够将昼作夜，补足夜间的睡眠，故而每於夜间工作之後，次日又於白天读书、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