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份 - 苦旅

祸兮福兮

星云大师：

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于家境清寒，生活艰难，受不起教育；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只是进私塾念书，一天要缴四个铜板，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没有钱就不去了，老师也能谅解。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哪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

崇年先生：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后来开个小店铺。我兄弟姐妹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最小。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家，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家里吃饭还可以，但并不富裕。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校名也很时髦，叫“维新小学”。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但“福”中也蕴含着“祸”。这个“祸”，以后我再跟您说。

星云大师：

回忆起我的童年，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我会烧煮饭菜，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哪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学，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满地都是灰。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家里整洁又干净，带给她们欢喜。再说，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要服务；不工作，哪我来人间做什么呢？人活着就要劳动，劳动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乐于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难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哪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檢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曬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哪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哪里烧草，除庄稼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哪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高级。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得是，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哪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她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她们为什么都朝我看？ “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她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学联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久，我们小时候的同学聚会，有的五六十年没见面，初见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绰号“老西子”，听起来还蛮亲切。当然，我拼命学北京话，慢慢地说话不带乡音，和她们一样，穿着也和她们一样，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学中间了。

星云大师：

由于家父是一个老实人，我们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亲所赚的钱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过得很艰难。我的母亲是一个带有富贵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头脑，专长是为人排难解纷。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家庭妇女，没有受人重视。

崇年先生：

母亲对子女影响大，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教师。我的母亲是一位内敛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忆我的长辈，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所以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母亲。由于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顾母亲，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怀念我的母亲。

星云大师：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她只喜欢读书。我的姐姐最近才过世，她也是很优秀，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针线。家里日食艰难，也没有钱给她买针线。我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想要为家里赚钱。只是小孩能到那里赚钱呢？不过，我还是能想到办法！

崇年先生：

我没有姐妹，只有四个哥哥。她们都在外面做事或读书，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里男劳动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我都干过。一个小孩子，顶一个劳力，辛苦得很。回忆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养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后来我遇到许多磨难，没有倒下，能挺过来，都得益于小时候的辛苦和磨难。

星云大师：

苦难的大时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苦难也能锤炼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我从小生长在穷苦多难的大环境里，加上出家后接受佛法的薫陶，养成我“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人生观。这是祸，更是福。

崇年先生：

其实，苦难对一个人，更多的是历练。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纣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阳）囚禁西伯（后来的周文王），并把她的长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质。后来纣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赐给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儿子肉做的羹。 “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文王在被囚期间，发明周易，后来起兵；她的儿子武王时，推翻殷朝，建立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