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译述弘建

四、译述弘建

一九三二年返沪后，掛单海潮寺，住持厚遇，赠师手杖一根留念。

一九三三年初回渝，於长安寺讲《心经》，旋即返蓉。春文殊佛学院请讲《俱舍论》。秋於佛学社讲《华严经十地品》，於大慈寺讲《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冬又讲《仁王护国经》三七，听眾递增，每座达一千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并将与佛金师共同自印请回之舍利一粒，供文殊院建塔供养。

一九三四年赴五臺山广济茅篷作半年安居，讲《基本三学》、《盂兰盆经》后，闭关静修，并译集经论。亦助茅篷发展作多贡献。是年曾应上海佛教净业社之请，赴沪宏法，法会极一时之盛。

一九三五年返五台，安居中讲《比丘日诵》、《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应请赴太原讲《比丘戒》及《金刚经》。旋即返川，并赴里塘礼敬那摩寺老格西灵位。又从跑马山降巴格西学《中论》。不久回蓉，继续译述。

一九三六年上海举行丙子息灾法会，师应邀赴沪，於觉园班禪大师纪念堂讲经，每天皆先说戒，后讲经，显密兼宏，深入浅出，四眾云集，恒逾千数，盛况稀有，皆大欢喜。讲经之餘，仍勤译事。讲经圆满后，再赴五台，住广济寺，译集不輟，其时已集《文殊五字真言仪轨》（此乃师自造，曾获康萨喇嘛讚赏）、《菩提道次第科颂》、《定道资粮》、《比丘戒集颂》（均师自集，非译稿），并译出《大威德十三尊仪轨》等。

是年四月初文殊圣诞，应请接任茅篷住持，外缘仍由广慧老和尚经理，师专领眾薰修戒定，回向眾生。四月十六日领眾结夏安居。寺内分禪堂与念诵堂，禪堂坐禪修观，与普通禪寺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在此参禪。念诵堂又分观诵与霽诵。观诵依仪轨持诵观修，讲诵依经律辩论决译。其时来山学法者约四十人，先办观诵。师择行持有素者，亲领念《大威德十三尊仪轨》，餘念《五字真言》。安居期内每日下午讲经二小时，则二堂合听，初月分讲《四分戒本》，中月讲《定道资粮》，后月讲《菩提道次第摄要颂》。未入二堂之内外寮职，一齐安居，上客堂僧亦可加入。诸方长老法师来山安居者，另有客寮，随眾与否，听其自便。无论上中下座，办道者皆能满愿。师在五台，多得鬍子笏居士护持出力。

师除领眾行持外，并亲近菩萨顶札萨喇嘛，随学随译《现证庄严论》，兼学其他密法。是年伙，请人造大威德双身像，高约四尺。冬像成，师自烧护摩，请札萨喇嘛装藏开光，并传大威德十三尊灌顶，师与弟子对喇嘛本尊隆重供侍。

是年冬，因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住一寺，难免抵触。师深感欲宏宗大师法流，非独自建立道场不可。乃与札萨喇嘛商议，取得同意后，於一九三七年初，将本尊像及眾弟子，迁至善财洞住。全寺僧从百餘人护送，师散衬相酬。

一九三七年春，山西太原海子边佛教会会长力空和尚、省主席赵戴文、居士李晓峰等请师讲经。即留少数人看守道场，餘眾随赴太原。与弟子同步行，沿途集中念经修法。并诫弟子，凡於说法处应威仪具足，防护他心，免生疑谤。

至太原，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文殊五字真言》及《金刚经》。因念居士昼夜无暇，改在晚间讲，听眾日增，多有工人官干等，及异教徒闻法心悦诚服而皈依者。法会圆满，四眾挽留，即在太原安居，一切依律行持，托钵受食，由居士供养。安居中讲《生起次第》。

七七事变发生，《生起次第》尚未讲竟，师谓学法艰难，魔障眾多，国事要紧，只能暂止讲授，修法应变，故《生起次第》末后有[译讲未竟，适倭人侵华]等语。安居圆满后战事争仍频，师曰：「回山已不可能，国难当头，非少数人力量能回转，必须办大法会，集中群力，但目前因缘不具。」又告人曰：「各位可各找住处，告我地址，我回川觅地，办起道场，再给你们匯钱来川。」足见师虽处逆境，爱国护教之心，有增无减，悲悯弟子，无以復加。

弟子等不愿离散，要求随师入川，由李晓峰借助成行。师先率三、五人到汉口，住佛教正信会，餘人随至。正信会地小，难容多人。应武昌三佛阁大鑫和尚之请，举办法会，讲《仁王护国经》，四眾云集，供献极丰，悉归三佛阁常住。又為万广寺比丘尼，讲《比丘尼戒》。

讲戒后，师即入川，弟子欲从而缺川资，得二商船，优待僧人，免费供食，并给零钱。九月抵渝，即办法会，讲《仁王护国经》。师每日讲经、译经、诵经不断，又需接待来宾，备极忙碌。

法会后，由居士陪同至蓉，先住文殊院，举办法会，规模远胜重庆，讲《仁王护国经》、《菩提道次第》、《普贤行愿品》、《金刚经》，直至冬月告一段落。

其时僧俗皈依弟子甚眾，咸望有一专修黄密之道场。诸方长老初拟就某寺显密共住。以无主权，师不同意。乃由文殊院退居法光老和尚，将其下院南郊近慈寺，供师开办道场。该寺年久失修，师往看后，甚满意。即与二人，住入破寺，先修法堂，作大威德殿，再修住房。二、三月基本就绪，能容七、八十人。

一九三八年三月，师弟全部迁入，近慈寺道场正式成立。以后1940年修宗大师殿及藏经楼，41年修护摩坛，42年修沙弥尚，45年修译经院，殿宇重重，蔚然壮观，成為内地首创之黄密根本道场。

一九三八年春，应绵竹祥符寺之请，举办讲经法会。法光和尚接任方丈，师任寺主，主法，并传部分弟子《护摩仪轨》，因法会人眾，需数人同时念修故。

祥符寺讲经圆满后，抵孝泉，礼龙护舍利塔，念经修法两日。至德阳崇果寺讲经，令眾弟子回近慈寺安居，餘少数听经后，作后安居。是年春，译成《行起次第津要》。安居中续讲《生起次第》及《定道资粮》，安居圆满，居士供衣。冬月初八译《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竟。

一九三九年春举行首次传戒，得文殊院引礼师相助。三月，赴峨嵋山礼礼普贤，於金顶烧护摩。接毗卢殿住持，另请清明师代理和尚。以当家普天师佐之。旋赴佛学社、文殊院、昭觉寺讲戒、讲经毕，回近慈寺。时日本侵华战争激烈，由官方请师主法，於重庆长安寺办息灾法会，亦请喜饶嘉措大师参加。师率弟子数十人赴渝，因感灾难深重，须先修七天加行，诵经烧护摩。由於汉奸告密，於开经首日，日机即来疲劳轰炸，昼夜不停。国民党人仓卒逃命，并接走喜饶大师，而遗留师等。弟子眾甚感义愤，向师建议，吾等自筹经费，自办法会，勿用官方插手。蒙师讚许，同赴巴县丰门场法主寺安居，该寺係师之师兄能碧师之庙，经费由重庆居士筹集，按月送寺。僧眾日诵《大威德》四次，晚加念咒。讲《生起次第》，讲至加持铃杵时，师忽患痢疾，日泻数十次，弟子劝师暂息，师云：「国难当头，讲此无上密，有障难，应多懺悔求加持。」坚持讲说，以致声音微弱。弟子等坚请休息，师允：「不能超过三日，法流不能中断。」遂移座椅近厕所，一则上厕所方便，一则纳凉静养。第四日病稍好转，继续开讲。可见师為法流永转，不惜己身之一切。

解夏后，九月道经自流井，应佛学社请，讲《菩提道次第》，经资中县开示二日。十月初返近慈寺，烧护摩半月。復应绵竹祥符寺请，传戒讲经。十一月底抵彭县龙兴寺，演讲佛法大意四日，各县听眾闻所未闻，皆大欢喜。皈依者三百餘人，其中有某校学生百餘人，復请师签各留念，师欣然一一满愿。旋礼舍利塔，见塔颓废，裂為四分，已塌其三，仅存一瓣，乃发愿重修。商同县佛教会、佛学社及龙兴寺住持，成立重建龙兴宝塔临时筹委会，并通过简章等。十二月初，师又赴渝，继续主持法会，圆满后回近慈寺。準备明春传戒，师承多属本道场人。

近慈寺根本道场又各护国金刚道场，以总持显密修行三学功德，回向护国利民也。内分学戒堂，五年学戒；学戒之前，先学威仪事相等，名学事堂，学戒以后，进修加行，名加行堂，外来僧眾已曾学戒者亦可入此；最上金刚院，由臺山来川诸上座所居，专修金刚乘法；未满廿岁之沙弥，则另设沙弥堂，学戒学法，作為比丘之基。每年结夏安居，传授大戒，半月一次诵戒，上半月烧护摩十五天，经常讲经灌顶传法，每日念诵修定，如法薰修。观堂持钵，三衣不离，一切悉遵佛制。最盛时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弥七、八十人，讲经传戒期间七眾约五、六百人，黄密道风，名闻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