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基津

被禁基津

这时凡留学或游览祖国的臺民，均被日本政府当局疑為「危险份子」，甚至被认為可能是带有特殊任务的间谍，许多在这时回来的人，只因「可疑」而被拷问，甚至不堪苦刑以致丧命。

上人还没到达基港，则已被船上的便衣人员跟踪，水上的特务人员时常监视上人的行动。船航行了二日就被盘问：為什麼前往中国？什麼时候在什麼地方？在中国遇到了那些人？找那些人做些什麼？有那几个朋友在中国？為什麼在这时候回来？等等，不胜烦杂的问题，一一查问。

到了基隆又被一个不同的人所侦询，但所答的与第一次盘问时完全相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所答的年、月、日、地点、人物、因缘、过程等等也完全一致。日本政府当局，并不因此而放心，第二天又问其一、二，但没有一句走差。当时回臺的人，往往只因在反復侦询中有一、二句前后不一致，被认為「可疑」而受虐待或苦刑。但上人的道范庄严，使日人畏而敬之，虽说是被软禁，但享受著高等待遇。除了三餐外，报纸、茶点，按时奉送，且独住一清净的房间。

上人巍巍不动安然的态度，行住坐卧不离佛法的规制与闭在关房样，无可烦恼，无所罣碍，也没有痛苦。认為闭关有时还要食住的烦恼，现在不必掛虑这些，且警察為侍者，安全地守护著。每日可以安心地念佛、持咒、打坐，生活十分安定，对於个人全无罣碍只是有时起了大悲想：何时才能有机会实践弘法的誓愿与任务缟

在这时期，又有几个不同的「侦探」人员前来「閒谈」，所谈的不外乎大陆游歷经过。这种侦询的报告，一层一层地送到最高机构的森特务长（日人）的地方。森氏读了那些报告深受感动，并特访上人说：「根据他们多次的报告，我知道您的人格。我曾经将多次的报告一一核对，没有一句差错，人们有时就是所说的全為事实，但多次的答案往往会忽略其一、二，或答错了一两句话。我从这些报告瞭解您，不但是个学问道德修养极优，人格高尚的高僧，且可以证实您的定力功夫，我愿作证您所说的全是事实，确是仅是一个佛教传教师，绝非不法份子。」虽然森氏如此尊敬上人，由於任务并没有即刻得到释放。

不久有一天下午三时，当上人正在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忽然有个穿西装的青年来访，青年一见上人就问「和尚，您岂不是斌宗法师？」上人说：「是的，但居士怎知道我的名字？」「喔缟您忘了。以前见过您的。」「居士，您的尊名是……」。那青年笑著说：「喔！偶然的机会，以后再谈吧！我住在观音山，您稍等一会儿，本圆和尚会来保释您出去的。」说完这句话那青年就走了。

次日果然本圆和尚与日僧田洼前来保释，森氏知道这事，特在上人离开关房之前赶来说：「师父，我相信您，尊敬您，但以后不论您回到臺中或别的地方，恐怕免不了再有别人找麻烦，这是我的名片，特别证明您的人格，相信当有人怀疑您的时候，它会发生效力的。」由於感动敬仰，森氏特别赠送私人证明文件，让上人得安心地佈教。

事后上人前往圆山向临济宗佈教总监高林玄宝老和尚（日僧）道谢。当时高林玄宝和尚对於日本在臺湾的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他派田洼前往基隆作证时，上人立刻得到自由。是时，适逢一青年於临济寺。那青年瞻仰法相：「威仪风度，庄严备至，令人一见而知為高僧大德」；知：「斌公戒行庄严，品德兼优，為当世佛教之大善知识」，倾心仰慕，恳请上人披剃為僧，归依為上人弟子，赐号印心。

之后上人往观音山向本圆老和尚礼谢，问起老和尚怎会知道他被禁海关时，老和尚说：「是日下午三时左右，有一青年前来观音山对我说：『斌宗法师从大陆回来被禁海关，希望您前往保释。』当时我对那陌生人的话信疑参半，后来想，这句话不会是假的，也就深信不疑，下山拜访高林老和尚，他也即刻答应，派田洼同我到基隆。」问起那青年的名字、住址，本圆老和尚也说不知道，而老和尚见到那青年的时刻与那青年访上人的时候几乎同时，两人均感奇异。以当时的交通情形计算，下午三时多离开基隆，黄昏之前是否能到达观音山尚属疑问，何况同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蹟。為了向那青年道谢，上人特在观音山、臺北、基隆之间找寻半个月，但始终没得到那青年的信息。為此，上人并再到基隆访守关的警察，也不得而知，警察甚至说：「因一时糊涂，那青年从那一门进来都没注意到。」守关警察也看见那青年的访问，但却忘记干涉他进入关内。在大陆多次遇难也常常得到不知姓名的人帮助，而以此次最感不可思议。闻者均认為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归臺后不久，即南下龙湖庵讲地藏经，是上人归臺后第一次弘法。此次法会盛况空前，首开臺湾僧人研究经典的风气，让臺湾的佛教徒得瞭解「出家」「佛陀」「菩萨」等等意义，转变「应酬佛事」為「研究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