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路口看街景

  　站在路口看街景

　　一、没有目标的目标

　　在我少年时代，同学们问我将来要做一个怎样的和尚？我颇茫然，仅回答说：「只要做一个和尚就好！」

　　当三十岁时第二度出家之后，有一位长者居士，听说我要入山禁足闭关、看经自修，特地前来看我，见面就问：「法师青年有為，前途不可限量，乃是明日佛教的龙象，不过近代中国佛教，有四位大师：印光、弘一、虚云、太虚，你究竟是要学那一位，走那一条路？」我也不以為然，只回说：「这四位大师，我都学不上，印光的净土，弘一的戒律，虚云的禪定，太虚的教理，依我的资质条件，不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能学得像。」那位居士嘆了口气走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说：「我走第五条路。」我将尽我自己所能，去修学释迦牟尼佛的遗教，能学多少算多少，能知多少算多少，能行多少算多少，尽心尽力，但不敢跟任何古人比较。

　　因為从小记取我父母的两段名言：

　　有一次我父亲带著我经过一条河边，正好有一群鸭子见到我们经过，就被惊动下了河，而往对岸游过去。父亲问我：「孩子！看到那一群鸭吗？牠们在河中游水，大鸭游出大路，小鸭游出小路，不论大鸭小鸭，大路小路，都能游过了河。如果自己不游，就没有路，也过不了河。」当时父亲又告诉我：「孩子！做人也是这个样，不管才能大小，不问地位高低，只要尽心尽力，总会走出一条路来。不要羡慕他人，也不要小看自己。」

　　另有一次，我的母亲正在做家务，来了几位邻居的太太，见到我在一旁，就拿我做话题，一位太太说：「这个小男孩！好乖啊！好聪明啊！将来一定可以成為人上人，住的是楼上楼。」另外一位太太说：「嗯！好的是住楼上楼，不好，就得在楼下搬砖头了！」我的母亲看了我一眼，向她们说声谢谢，然后发表她的看法说：「不管是住楼上楼或者是在楼下搬砖头，只要他不做贼骨头就好。」

　　我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文盲，非常平凡，但在他们心灵的深处，能够流露出这样智慧的语言，对我一生的影响实在很大。

　　由於我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也没有太多欲望，没有要為自己建立功名地位，也没有一定的目标要去完成，只是顺著因缘，踩稳脚步，努力向前。尤其是自从懂得佛法，并且得了受用之后，我没有自己的事业可言，没有自己的目标可求，只有想到如何修学佛法、弘扬佛法。努力的目的，与其说是自己的前途，毋寧说是為了佛法化世功能的推动。

　　回想我六十多年来的生命过程，都不是我预先想到和预做安排的。正因為我没有预定安排什麼，反而可以左右逢源，随遇而安；正因為我没有一定的目标想要完成或者是非得要完成某一项目标不可的念头，所以落得轻鬆，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也不会受到外境和他人给我太重的压力。是我该做而能做的，当然做；该做而我不能做的，就不做。不过我自己还是凡夫，对於利害得失名闻利养，不能完全无动於衷，但是这些问题只要通过我对於佛法的认识，就会很快地自我调整与化解。因此不管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也不会生活得那样地焦虑和痛苦。

　　像我这样没有一定目标的人生观，很可能会被一般人误认為是消极和逃避现实。的确，如果用之不当，可能真的会变成消极，所幸我有佛教的信心，并且经常提醒自己：要以发菩提心為基础，要用四弘誓愿做前导。

　　我虽没有个人的小目标，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落全体眾生所共有的大方向、大目标。

　　二、我的身分只有一个

　　到现在為止，我所扮演的角色很多，尤其是目前，不仅以不同的时段从事不同的工作，而且是在同一个时段兼做许多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在办教育行政的同时，也在从事学术研究，也在弘扬禪法，带动禪的修行，著作禪的书籍，也在做著社会教化与社会服务的工作。

　　我在教育工作方面，发展中华佛学研究所，逐年加强了教师和研究人员的阵容，也增进了和国际间的合作关係。最初我们的佛学研究所，只有两个专职人员，包括一个秘书和一位教授，目前已经有十多位受薪的人员、图书馆员和教务行政人员之外，专职的教授、副教授，已有九位之多，原因是我们要把研究所扩大发展成為人文社会学院，而且已向教育部提出申请。

　在学术活动方面，除了每年发行学术年刊《中华佛学学报》，自己撰写论文，也邀请国内外佛学专家们提供佛学论文。

　　从一九八九年起，每隔一年由中华佛学研究所召开一届国际佛学会议，定名為「中华国际佛学会议」。第一届邀请到来自世界十八个国家五十多位东西方学者，以中、英、日三种语文，分作三个讲堂，用三天的时间，发表了四十篇论文。它的主题是「从传统到现代」，副题是「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会场是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免费提供，协办的单位包括国内的臺湾大学哲学研究所、东吴大学哲学系、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辅仁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国外则有日本京都佛教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及夏威夷大学宗教系。会后由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的傅伟勋博士及圣地牙哥大学哲学系的华珊嘉教授（SandraWawrytko）合作编成中、英两种语文的论集，分别交由臺湾臺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及美国绿林出版公司（Greenwood Press），同时发行。中文部分收了十五篇论文，英文部分收了二十九篇论文。其中有很多篇是以中、英两种语文同时发表，像我自己的两篇文章，关於明末中国戒律的论文，就是这个样。英文论集的书名也是《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Buddhist Ethics and Modern Society）出版之后，曾有多篇相当好的书评介绍。

　　第二届的「中华国际佛学会议」，是今年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的三天，假臺北市的圆山大饭店召开，邀请到十多个国家三十五位学者，仍以三种语文，发表了二十六篇论文。这一次的协办单位，都是国外跟中华佛学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係并已进行学术文化及师生交流的大学和团体，包括日本东京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京都的佛教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宗教研究所、美国密西根大学佛教研究所、泰国法身基金会。国内的赞助单位，则有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太平洋文教基金会，以及行政院教育部。这一次会议的主题还是「从传统到现代」，副题是「传统戒律与现代世界」。我除了负责大会的开幕词、闭幕词以及主题演说之外，也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从三聚净戒论菩萨戒的时空适应〉。会后，依旧委请傅伟勋及华珊嘉两位教授，将论文编辑成书，交由美国绿林出版公司发行。

　　至於召开国际佛学会议的目的，我在第一届「会议缘起」中，曾经如此说：「从中国佛教立场，放眼於世界的佛教，把世界佛教引回中国，把中国佛教传到世界……。我们目前是迫不及待地希望引进国际佛教学术成果，也希望让国际佛教学术界，知道我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让他们来提供经验和讯息，同时也让国内的教内外人士，很快的认同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和必要，然后让我们共同来努力於国内人才的培养。」

　　又在第二届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一个伟大的宗教，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信仰的实践，第二是理论的基础，第三是学术的研究。若无信仰的实践，便不是宗教而是伦理学说；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又必须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作為指导的基準，方不致流為地方性、民俗性和非理性的鬼神信仰。」

　　如果不做学术性的研讨，便不会知道如何运用既有的资源，来给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提供多功能的服务与高品质的奉献。

　　佛教当有深厚的哲理基础，也当有浅易的实践指导，正由於此，便使我除了致力於教育与学术工作之外，也做著通俗性的弘化工作。

　　我用浅显易懂的文笔，前后写过三本书：1.《正信的佛教》，完成於一九六四年，2.《学佛知津》，辑成於一九八五年，3.《学佛群疑》，完成於一九八八年。这三本书的流通量及流通面，都相当的广。因此有人把它们称為我的「传道书」。

　　我在通俗演讲方面，近几年来也做得不少，於臺湾及香港两地，每场都有千人以上乃至六千人的听眾，并且录製成為卡式录音带，以国语、闽南语、粤语，大量流通。

　　我在东方和西方，所指导的坐禪活动，也很成功。在美国从一九七六年以来，跟我直接和间接学习坐禪的学生已有三千多人，在臺湾则达三万多人。特别是近一年来，高层次的社会菁英，包括政、学、工、商、文教等各界主管人员，接受我的禪修指导者，人数逐日增加，效果相当不错。

　　我对於社会工作的关怀，也没有忽略。到一九九一年度的新春為止，我所主持的中华佛教文化馆及农禪寺，每年冬季，都举办贫病的救济和慰问。去年度的总救济额，高达新臺币五百多万元。同时也跟荣民总医院的惠眾基金合作，為负担不起医疗费而必须住院急救和求医的病患，提供支援。并且模仿张老师及生命线的方式，在我们的农禪寺及荣民总院，设立了定名為「甘露门」项目的服务，為一般的民眾解决身心和家庭、事业等的困难问题。

　　正由於结合了僧俗弟子以及善心人士们的各项资源，推动了各种社教服务和宗教教育，十多年来，我每年都会受到内政部和臺北市政府的表扬。一九九一年度还被选為全国好人好事代表而获颁八德奖；一九九二年度，又由臺北市政府从七十五名被推荐的人员之中，遴选為二十五名受奖人之一，获颁了一座臺北市「市民荣誉奖章」。

　　造成这样的局面，不是我的本意，都是现实的因缘环境，把我推上这样的路来。

　　因此，现在的我，究竟是一个什麼身分的人，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讚赏我的人说，我是一位佛教的学者教育家；有人说我是一位苦修苦行的宗教家；也有人说我是一位热心於净化社会的社会学者；另有人站在相反的立场来看我，认為我不专心某一种身分的工作，所以外表看来样样都做，实质上一样也做不好的。正所谓「门门都通，样样稀鬆」吧！

　　我相信他们的评论都是正确的，而我自己的立场，是採用我在教人修行方法时所持的态度，那就是当你坐禪的时候，如何处理心中不断浮现的许多妄念？要像一个人站在十字街口，看著车辆、行人、景物，熙来攘往，却能保持沉默，站定脚跟，不為街上的景色所动；人潮车海，一波一波地来来往往，你都一目瞭然，却能不动声色。只要不被某一个或者是某一些镜头所引诱，而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所站的原点，随波逐流地跟著人潮流动，那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那时，纵然有妄念，也是在修行。

　　同样的，我的工作虽然有很多，我的目标与方向只有一个。所以我的身分只有一个，就是佛教的和尚。

　　三、我的中心思想

　　若从我的阅读和写作的范围及其性质来看，好像非常庞杂。其实我在臺湾南部阅读《大藏经》的阶段，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思想路线。我必须承认，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两人很大的影响。到了日本，撰写论文期间，也受到蕅益大师的影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蕅益及太虚两人，都有佛法一体化的所谓「圆融」的主张，那也就是中国本位佛教的特色。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佛教不能没有感情，所以不仅能理解他们的用心，也很佩服他们的用心。中国佛教，应该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才对。至於印顺法师，他是从印度佛教的基础来看佛教的发展，所以他并不因為自己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的佛教做偏袒的理解。印顺法师的佛学思想是渊源於《阿含经》及《中观论》，那就是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為他的立足点，然后再去博涉印度的大小乘佛法以及中国的各宗派思想。

　　我在行持上，主张採用原始佛教的精神，也就是以戒、定、慧的三学并重，所以我开始对佛学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之时，就是从戒律的问题著手，然后研读各种禪数之学的禪经禪籍，从印度的次第禪观到中国禪宗的顿悟法门。事实上《阿含经》的本身就是在阐明慧学的同时，也在宣扬定学，而定学必须要有戒学的基础和慧学的指导，否则，不落於魔境，便滞於世间禪定而不得解脱。

　　我在慧学方面，是从印度佛教的原始圣典《阿含经》入手，对於《阿含经》中所说「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缘起缘灭的道理，印象非常深刻，故当我解释或说明佛法根本义理的时候，一定会从这个立足点上出发又回到这个立足点来。就是我现在所弘传的禪学，若以中国禪宗祖师们留下的文献来看，是属於如来藏系统的思想，可是我把佛法回归到缘起性空的原点，不论在修行方法的指导和修行理念的疏通，我都会指出最基本的立场，那便是所谓三法印：「无常、无我、寂静。」如果偏离三法印的原则，那就很容易跟外道的常见和断见混淆不清了。

　　至於我自己的专攻，所花时间比较多的，用心比较深的，只有两个项目：

　　第一，是大小乘戒律学的探究。我写第一本比较学术性的著作，就是《戒律学纲要》，在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召开的第一、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我所发表的论文，也是戒律的范围。我自从一九六五年出版《戒律学纲要》以来，继续撰写与戒律相关的文字，收於《学佛知津》中的有十六篇，集於《佛教制度与生活》中的有八篇，我的目的不在於復古泥古，乃在尊古而切合时代的实用。例如当我发现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三皈五戒，是所有在家信眾共同必守的正确信念及生活轨范，到了中国，五戒竟成了很难遵守的条文。另有沙弥十戒及八关戒斋，应该是轻而易持的，到了中国竟会变得相当困难。比丘比丘尼戒在佛世的印度，不是那麼严格得无法实施的，到了中国，竟会让人觉得没有几位僧尼能够持戒清净。菩萨戒的弹性很大，可是到了中国，被几种菩萨戒经的不同要求，弄得徒有具文。如果能够掌握了大小乘戒律的制戒原则及其持守精神，便不难将之实用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来。这是我要研究戒律并撰写戒律的动机。

　　第二，是跟我博士论文的主题相关，那就是明末的中国佛教，对於当时特定人物的研究，以及特定主题项目的研究，是歷史的，也是思想的。以现代化的治学方式来研究中国佛教，先进的日本及欧美学者们，已做得不少，但他们所著眼的，多是以中国古代的资料為主。对近世的明清佛教迄於二十世纪的现代佛教，尚少有人探索。其实在明末清初的阶段，中国佛教界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僧俗学者，并且影响到现代中国佛教的成长延续。不论是义理之学及应用之学，包括禪、戒、净土、天臺、华严等思潮，从传统的立场，来看现代的中国佛教，多多少少都可以在明末的佛教思想中，得到消息。可是，正如我在《明末佛教研究》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在我的学位论文问世之前，学界对於明末的佛教，尚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处女地。」目前虽在美国及我国内，已有几位学者，把研究重点置於明清的佛教，但是明清佛教的资料非常丰富，尚有待於研究的项目很多，我仅拋砖引玉而已。

　　在对於宗教学的探索，那是我二十五岁至三十七岁之间的兴趣，到一九六八年之后，我就把它放下了。

　　有关於襌学，我没有做多少学术性的研究，虽然我被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Kenneth Kraft博士邀请，為他所编的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襌的传统和演变》）一书，写过一篇名為〈坐襌〉的论文，从歷史的观点谈坐襌的演变，由美国的Grove Press於一九八八年出版。我也写过〈襌与襌宗〉、〈坛经的思想〉，发表於《中华佛学学报》，但我毕竟不是以禪学作為研究题材的专家，我只是用襌宗的资料来传播襌法的修行。虽然我己以中、英文出版了有关於襌的著作十多本，而那都是实用性的观念指导和方法指导。

　　我也在《中华佛学学报》上发表过〈密教的考察〉及〈净土思想之考察〉，在留学期间曾经写过〈天臺思想的一念三千〉等论文；近年以来，我也留心藏传中观应成派的佛学思想，故於一九九二年秋，出版了一册《汉藏佛学同异答问》，却多是我的副业，不是我的专门。

　　从整体思想而言，我不属於任何宗派与学派，但当我讲解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或某一部中国祖师们的著作之时，我不会用原始佛教的观点来解释他们，他们怎麼讲，我也怎麼说，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来介绍他们的思想。例如我讲华严的「五教章」时，不会用《阿含经》或《中观论》的观点来批判它，我讲《大乘起信论》、《圆觉经》时，也不会用唯识学的观点来说明它们，而我在讲《成唯识论》时，也不会用如来藏的思想跟它混淆。

　　直到现在為止，我并没有宗派，我并不一定说自己是禪宗的禪师，或是那一宗的法师。如果把佛法的源流弄得比较清楚，回归佛陀时代的根本思想，那就可以把自己跟全体佛教融合在一起，能够理解、同情，和承认各系各派的各种佛教思想，而不会受到他们之间彼此互异各执一是的影响。应该说：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街沿上，看风光宜人的各色街景，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

　　这本小书写到这裡应该要结束了，我要谢谢这套《当代学人学思歷程》的主编傅伟勋教授，他给了我写作的机会，也谢谢正中书局接受了我这一本书。（释圣严脱稿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纽约东初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