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面面观

  　日本佛教的面面观
　　
　　一、佛教的宗教活动
　　
　　我在留学日本期间，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由於博士课程应修的学分不多，规定是在两年到三年之间修完，甚至於到第四年还可以继续地补修学分，所以上课听讲的时间较少，因而致有许多留学生，一边攻读博士课程，另外还能以全职在校外工作，甚至有的人可以身兼数职，尤其夏季的暑假很长，不像美国有一年三个，甚至四个学期（semester），臺湾在日本的留学生，多半趁著长暑假的机会回国省亲或办些私事，或者结伴旅游。而我自己希望省点旅费，并且多瞭解一些日本，除了学校的功课，我也关心日本佛教的宗教活动。
　　
　　明治以后将近百年的佛教已经纯然的俗化，可是他们还能够很有制度，相当平稳地延续了下来，发展下去。日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国家，佛教在他们的环境裡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并且受到尊重，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真像被中国佛教徒讥笑的日本佛教那样，只有佛教的外貌，没有修行的实质，一定不会容许存在到今天。而中国人看其他系统的佛教，总是不理想的，例如：1.把西藏的佛教叫作佛的佛教，因為到处都可以看到活佛，而且人人都可以即身成佛；2.日本是法的佛教，因為许多的学者都在研究佛法而没有人真正的修行，不信佛也没有僧；3.锡兰、缅甸、泰国是僧的佛教，那些南传巴利文系统的佛教，满街都是僧，他们不信人能成佛，信徒只知供僧而不知学法。所以都不究竟，只有中国的佛教，佛、法、僧三宝俱全。
　　
　　事实上，在我看来，以上三个系统的佛教，都有相当多的人才，不仅在他们国内，都已经办了高等的佛教教育，而且还能够向国际派遣弘法的人才。例如日本有二十多所佛教关係所办的大学院校，锡兰有佛教的大学，泰国也有两座大学是由僧团所办，西藏的拉萨三大寺本身，就是大学的规模和内容，凡是僧侣，特别是黄教，要受十二年的正规教育，所以近世国际佛教的活动，就被这三个系统的佛教徒推展开来。相形之下，中国的僧人，由於教育水準的不普及，没有制度化，没有国际语文的训练，并且极少有专长及专门研究的分野，因此谈修行的方法和学问的研究，都不如人家，不瞭解人家，反而说人家不行，真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自以為三宝俱足，实际上都很空虚，所以也危机四伏。
　　
　　因此我到日本，不敢对他们有所批评，只希望抱著处处观摩，事事学习，而又不亢不卑的态度，跟日本佛教的各个层面，做广泛的接触。希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希望炫耀自己，贬低他人。所以我尽可能地利用课餘假期，访问和参与各种性质的佛教活动。
　　
　　当我的日语能力，已经可以直接跟日本人士交谈之时，就发现，在他们的社会裡，只要受过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都能跟我用佛法做话题，谈上个把小时而看不出他是外行。因為在他们的小学、中学的教科书裡，已经介绍了不少关於佛教的常识，同时在他们各类的新闻报纸和期刊杂誌，常常会发现载有佛教学者撰写的文章，或者是有关於佛教活动的报导文章。不论在文学、哲学、艺术、宗教、歷史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涉及佛教的文化和佛教的影响。所以一般的日本人，不论他们信不信佛教，都不会像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於佛教是那麼样的陌生和普遍地误解。
　　
　　我在日本参加了传统佛教的活动，也参加了新兴佛教的活动。所谓传统的佛教，我到过曹洞宗大本山，位於福井县的永平寺，及东京的本山，位於鹤见的总持寺，也到过鎌仓临济宗的圆觉寺、建长寺，以及龙泽寺派下东京市内的东照寺，在京都我也到过临济宗的妙心寺，并且在真言宗的高野山住过几天，又到天臺宗比叡山的延历寺参访，同时与曾经在延历寺修行了十二年的牢山行的天臺宗僧侣相从非常地密切。日莲宗在今天的日本，已经算是传统的佛教，我既然在他们所办的立正大学就读，我的朋友，当然也以该宗的僧侣為多。所以我為了开会和修行，它的总本山，山梨县身延山，也去了很多次。我参观了、参加了几个新兴教团的活动，比如创价学会，也就是日莲正宗的富士山大石寺，在东京市内的立正佼正会，东京郊外横滨的孝道教团，尚有国柱会、灵友会、天理教、金光教以及大元密教等，我都曾花上至少一天乃至於几天或几週的时间，参加他们的修行，观察他们的活动。他们并没有什麼祕密，对我这个从臺湾来的中国和尚非常友善，吃的、住的都是免费，同时还会给我派人，以车辆接送。当然，他们多半都希望我能接受它们，将之带回臺湾；可是也并不那麼简单，总得花上许多的时间去瞭解、学习、参与、投入才成。像我这样走马看花，也只能够听取一些他们的长处、理念，读到一些有关於他们的歷史过程以及经营的方法。所不同的，我还是亲眼见到了，身歷其境，比起仅仅看书，不太相同。
　　
　　日本的传统佛教，真是那样子的传统和保守。在他们寺院裡边和山林之中，祖师留下来的规矩，虽然现在不那麼严格地遵守，还是没有废止，至少还会做个样子。例如许多的古寺院大门口，有祖师们竖立的石碑，鐫刻著「酒肉荤腥不许入内」八个大字，虽然他们现在喝酒、吃肉，已是公开的事实，却没有把那石碑打掉或移走。又如，高野山的内山，原是僧眾修行的区域，不准女人进入，因此山前有一座「女人停」，就是女性到此必须止步。目前虽然女人已经在山中生儿育女，但是「女人停」的建筑还在那儿。所以陪我去的日本朋友，跟我玩笑著说：「古代的女人不准进去，现在进去了的女人不准出来。」那虽是玩笑，他们对於古代的遗跡，不会轻易破坏废弃，也是事实。
　　
　　在禪宗专门举办禪期修行的道场来讲，还是生活得非常地谨严，酒肉荤腥当然没有，男女关係更不用说。就是有女人，也是為了去修行的人，而不是和尚的太太。那些指导修行的禪师，青年、中年的时代，当然有过家庭，进入五、六十岁时就会离开家庭，专门住於道场，还是一派遵守清净梵行的风格。他们的修行，虽然形式重於内涵，但是，对於一般新入道的人士，形式的约束要比心法的内涵来得更重要，所以他们还是维持得非常地顺畅。一个年轻的僧侣，经过两次到四次集体修行，每次一个月到两个月或三个月的修行之后，在他们的气质上、观念上、信心上和仪态上，都会让你看来与眾不同。虽然他们还会结婚生子、饮酒吃肉，当他们主持仪式、应对信眾等的大小场合，却能让你看到是威仪堂堂的僧侣模样，他们自己也习以為常。日本的佛教就是这个样，我不能说它好，但是也不能说它不好。僧侣而兼顾世俗的在家生活当然不好，在家人经过如此的训练陶冶之后，能够负起宗教师的任务，却又不能说那裡错了。
　　
　　大致上，传统的日本佛教，不论那一宗那一派，他们都很注重后继人才的培养。若是预定被指為寺院住持继承者的长子或那一位儿子，这一个寺院的住持，必定会把他那一位继承的人选，好好培养，一方面送入各宗所办大学的佛教科系，修完基本的大学学位，至少也是专科的学程，然后利用寒暑假期间，送他们到各宗本山的修行道场，给予两次以上修行的生活教育，增长他们的信心，教导他们的威仪。在修行过程中，都非常地严格。譬如日莲宗的身延山，有一种对年轻人的特别训练，在冬天举办，称為「荒行」的一种苦行，那是在零度上下的气温，每一清晨的拂晓时分开始，那些青年僧侣，每人提著一只水桶，打著赤膊、赤著脚、穿著短裤，到一个井边汲了水，从头冲下，接连十五桶到三十桶，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牙齿都是格格价响，一边冲一边不断地大声呼叫：「呵！呵！」真有山鸣谷应的威势，虽然井裡的水是带著温暖的，但是，出井以后到了地面很可能马上结冰。所以，冲完井水之后，浑身上下一片通红。很奇怪的是，没有发紫，也没有人感冒。这是锻鍊他们的意志力及忘我的精神。有一次当我去的时候，他们正以这种方式在训练年轻人，那位住持已经有六十多岁，衣服穿得很单薄，问我要不要试试，后来他看我穿了一身好厚的衣服，摇摇头要我坐在窗口裡边看好了。
　　
　　我在日本的北陆地方，也参加了他们的冬季禪七，吃得非常简单，早上是黄萝卜、稀饭，中午是白米饭、味噌汤及一碟小菜，晚上只有点心，没有正餐。依一般的标準来说，是营养不够的，特别是这样寒冷的冬天，卡路里也是不够。妙的是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四点起床，室内没有暖气设备，室外墙脚又是人把高的积雪，好在有两层纸壁，户外的寒气不会直接侵入，而垫的就是榻榻米，盖的是一条被子，既短又窄，虽然够厚，却不能够让人仰起来睡，躺下之后就不敢动，如果怕冷，就是起来打坐。头几天每天想走，看看日本人都没有要走的，我这中国和尚要走，非常丢脸，还是一天一天挨了下来，到最后习以為常，我还是很喜欢那样子的修行方式。有一天我告诉主七的和尚说：「这地方好冷啊！」他的回答说：「你们中国祖师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不经几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我真是惭愧，中国祖师的话，而日本人则拿来用，照著去做了！不过古代中国的禪修者，每天会过这种生活，每年会过这种生活，一辈子也过这种生活。现在日本社会中的禪修者，是偶尔来客串的，这中间还是有点不同。
　　
　　在中国的大陆，我曾经住过的上海，从六朝时代留下的古剎静安寺，每到农历的四月初八，前后一共三天，举行盛大的庙会。凡是吃的、玩的、看的、用的，除了跟杀生有关的看不到之外，可以说十色俱全，那样的庙会，在大陆相当普遍。我在日本东京，除了看到新年的东京明治神宫及八幡神宫，也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佛教仪典，其中最热闹的是横滨孝道教团於阳历四月初八举行的「花祭」，其实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我们国内称為「浴佛节」。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花车，表现出动态和静态的佛教歷史故事，包括佛传的所谓「八相成道」在内，还有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穿著日本各个不同朝代的服饰，都表现著是虔诚的佛教徒。而该教团从各县市分支教会来的代表，又有少年组、青年组、壮年组、老年组，还有妇女组。游行的活动，前后需要三个小时，把整个两条街，从头到尾交通管制。两旁的街道都给站满了人，这是看静态的展示和动态的表演。动态的表演之中，乐队和舞蹈，有传统的、有现代的，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就是传统式的「农家舞」。男的女的，都穿著白色的草鞋，白色的袜子，农庄的打扮，衣服色彩鲜明，头戴绣花的斗笠，他们边走边舞，看起来非常妙曼，音乐也很好听。当时，这样的一个节目已经成了横滨地区的名胜之一。对佛教也并不是没有影响。凡是前往参观的人，至少会得到一个印象，佛教的信仰，已进入普遍的民间了，而且可高可低，受到广大日本民族的崇拜。
　　
　　我也参加过新兴宗教团体，例如立正佼成会的全国会员大会，场面更是伟大，它的总会设於东京杉并区，当时他们已经通过闭路电视及大银幕，使得几万个人的聚会，在同一幢大型建筑物裡，内外举行。我被他们当作贵宾，特别派了一位高级的主管来接待，因為他们的会长庭野日敬的长子，是预定继承人，也是我们立正大学的同学。让我们参与了全部会议的程序，会后又带我们参观了会议室、贵宾室，以及儿童教养部、小学、中学、专科学校。他们几乎已把他们的教会，建设成為一个独立的王国，幸运的教徒们，可以从出生到老死，都在他们的教会裡受到照顾。他们吸收教徒和培养教徒以及关怀教徒的方法很多，其中富於凝聚力的，是一种小组讨论座谈会方式的「法座」。他们在各地区、各地方，就採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商谈，根据庭野日敬所教导的方法，通过文字，分发给他们，让他们作為互相帮助的依準。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发言，或者倾吐自己的困难、自己的迷惑，或者自己没有什麼困难，可以站起来，以客观的或自己经验过的所知所见，来帮助同组的其他人员。他们彼此之间有的互相认识，有的初次见面，却能一见如故。在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照顾之下，彼此帮忙，互相提携。而像这样的「法座」，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乃至於全国的大会都被使用。那一天我看到他们听过会长庭野日敬简短的开示之后，会员们就被分区分组地带开，围成十人一组、八人一堆的许多小组，席地而坐，热烈地讨论。因為，在他们每一组之中，都有比较资深的会员，能够根据他自己的心得和所知道的立正佼成会所颁布的资料课本，就能够解答所有新学者的问题。上边还有比较高级的成员，来协助会长。这样一来，真正需要会长亲自解答的问题，根本可以说少之又少了，而又能够使得与会的大眾感到非常地充实，甚至是带著法喜，满载而归。
　　
　　我也参加了几次日本佛教度亡法会，他们称為「法要」。观念跟中国的类似，也相信诵经能超度亡灵，使他们能够早日成佛。往往都是读的大本的经典，例如《法华经》、《华严经》，奇妙的是，他们只读其中的一品或一卷，就算是全部。不过整部的经典也在经案上，读完一卷之后，就把其他未读的部分，像拉手风琴那样，把摺叠形的经典，一册一册地开合式地拉一下，便算是读完了。如果这在中国，一定会被依卷计酬而出钱请僧尼诵经的斋主们怨骂：「那真是叫作骗鬼！」但在日本早已习以為常。
　　
　　因為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最初我还以為他们佛寺所用的经懺也跟我们中国相同，结果发现颇有不同，他们没有梁皇懺、水懺、大悲懺、弥陀懺，乃至於焰口，更不曾见到。因為这些东西，都是在宋以后才在中国渐渐形成，焰口的成立，更晚在明末。日本的佛教是吸收中国隋、唐以及宋朝的模式，所以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比如说，每年七月，他们也有盂兰盆法会的「施饿鬼法要」。可是在日本就是念《法华经》、《金刚经》或者是从印度翻译的净土经典，乃至於他们祖师所编的课本。这就使得我发现，今天的中国佛教，不是日本人所学习的中国佛教。日本人传回去的中国佛教，已经不是我们现代人所以為的中国佛教，中国人常常说日本人数典忘祖，把我们中国人忘掉了，而用他们自己的东西，发展他们自己的佛教，其实那是正常的现象，因為连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也早已忘掉了隋唐时代或唐宋时代中国佛教的面貌。
　　
　　二、不务正业的写作目的
　　
　　我在日本留学，随时都有断炊之忧及輟学之虑，因為没有固定的资助者，以至於在头两年之中，我也常去為华侨诵经，给华侨说法。所得虽然有限，终是不无小补，也比脱下僧装去餐馆打工好些。偶尔有东南亚的华侨佛教徒到日本访问，我也赚取一点导游费。虽然他们很客气，把我当法师供养，可是我做了他们的导游也是事实。因為我随时都可能受经济问题的困扰，被迫终止留学生涯，故对於日本佛教各方面的现状，希望赶快学习，赶快吸收，而且也赶快向国内报导。在我的想法，让国内多瞭解一些日本的佛教，也等於是对国内的佛教多一分帮助。臺湾，当时还是个未开发的环境，而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的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古代的中国高僧，到西天印度取经，是為了成长、成熟中国佛教的文化。我到日本取不到新的经典回来，至少也希望取得一些新的经验回国，来促成国内佛教文化的新成长。
　　
　　就是基於这样的理念和存心，到了日本之后，还没有完全听懂日本话，就已经写下关於日本的见闻，寄回臺湾，在佛教的杂誌发表。法显西游留下的名著是《佛国记》，玄奘西游留下了《大唐西域记》，义净三藏留学西域而由海上寄回来了一部《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往留学日本的僧俗人士不少，而介绍现代日本的不多，所以，到过日本的人，同情日本，没有到过日本的人，误解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因為同情日本而遭国内人士骂為「亡国奴」、「媚日」、「汉奸」，这实在是由於彼此的隔阂而產生的对立。
　　
　　於是，我一到日本，就把所见所闻，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写下他们可取的地方，向国内报导。我不是要宣传日本，而是希望能向日本学到一点什麼，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就这样，我在留学期间，除了非常认真地修完学校的功课，很认真地写完我应写的学位论文之外，也曾尽量抽出时间，蒐集资料，向国内写报导文章。有一段时间，正是我撰写论文非常吃紧和重要的阶段，还是乐於不务正业，写下了跟论文无关的文章。六年之后，当我离开东京之时，从国内佛教的各杂誌上蒐集一下，发现竟有三十数万言。后来於一九七九年集成一本书，在国内出版，名為《从东洋到西洋》。
　　
　　那一本书一共分為五个部分，收有三十三篇文章。其中二十六篇是在日本写成，包括留学见闻、日本佛教评介、佛教史、敬悼师长、教理及其他等。在「见闻」之中，包括我的生活、观感，和在我周边发生的事，以及在我留学时代的日本所发生的事。对於日本佛教的「评介」，实际上是把我所见的日本佛教，做报导和说明，例如学术化的佛教、在家的佛教、歷史方向的佛教、日本的国际佛教、寺院的佛教、大学的佛教，以及新兴宗教的佛教。所谓「佛教史」，实际是围绕著印顺法师的《中国禪宗史》，在日本佛教学术界所掀起的涟漪，写了三篇文章，首先我写了一篇译成日文的书评，在《中外日报》连载了三次；又写了一篇关於印顺法师获得大正大学文学博士的过程和我的感想，发表在臺湾的《菩提树》杂誌；另外一篇是為了参加一九七六年第一届的国际佛教歷史会议，写了一篇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我选了明末的蕅益，近代的太虚、欧阳竟无和印顺，其目的依旧是為了介绍印顺法师给世界的佛教学术界知道，我们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位思想家。虽然发表的时间是在我到了美国的第二年，可是这个思想的酝酿和构成，是我在日本的时代。另外，我在修学博士课程的阶段，突然遇到我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的过世，使我非常的悲痛，所以写了一篇纪念他的长文。另外，我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為了香港《内明》杂誌的索稿，也把我的一篇读书报告〈天臺思想的一念三千〉，译成中文发表。在那一篇文字的前言中，我也做了这样子的声明，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所思和所写的心态：「本文是我於去年读博士课程第一年中的一篇日文的研究报告，在此之前，我也不是研究天臺的专家，故就本文的内容而言，学术思想史的整理介绍，多係依据近代日本佛教学者们的已有成果，唯其对於中国的佛教界而说，尚是新鲜的东西，所以把它译成中文，提供并就正於《内明》杂誌的编者和读者。」
　　
　　因為当时的七○年代，中国佛教界能够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大概都还是走著传统的老路，例如引经据典之时，只会告诉你某某经说，某某论云，既不标明卷数，更不会说明页数的出处，假如引用现代人的看法，也只会讲某某人曾说什麼什麼，有少数人会告诉你是那一本书，但是也不会说明是那一页，而且也懒得使用引号，要让读者自己去认出那一部分是他引用人家的话，那一部分是这位作者自己的意见。这是因為他们已经读惯了古典的著作，都是这个样的。就拿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印顺法师来说，也不例外，直到接受了以现代方式治学的意见之后，他才完成了《中国禪宗史》，那已是七○年代的事，从这以后，印老的著作，都已经具备了现在国际学术界治学的通用形式及表现方法。
　　
　　三、日本佛教的学术会议
　　
　　当我决定了留学日本的考虑之后，正在日本留学中的朋友，以及已从留学归来的朋友，都很热心地提供了我不少的建议。在京都方面的人说，如果想瞭解日本文化的纯朴踏实，最好是到京都，那儿可以让你温习到中国唐宋时代的古风，一位成名的学者，在一生之中，只攻一门，他就成為这一个范围之内的最高权威学者；而且有父子相传、师徒相承的习惯，如在京都能跟上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只要你肯努力，那位学者也会提拔你，你会成為他的衣愦耍凰跃┒佳傻拿欧纾浅＝餮稀Ａ硗庠诙┓矫娴呐笥眩蚯康鹘毡疚幕闹匦模辉诰┒迹诙６┎唤鍪侨毡疚幕闹行模彩墙裉焓澜缥幕父鲋匾募⒅行闹唬晃ㄓ械搅硕拍芄桓惺艿饺毡痉鸾萄跷幕穆龆材芄缓粑绞澜绶鸾痰难跹芯炕肪车目掌矶嗍澜缂逗腿缘难趸嵋椋喟攵际茄≡诙┱倏Ｗ萑蛔约好挥兄鳎芄徊渭诱庑┗嵋椋纯矗不崾鼓愀腥镜揭簧硌实钠ⅰ�
　　
　　结果，我是到了东京，不过不是因為我听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建议，乃是由於京都那方面，没人替我担保，有居留权的华侨我不认识，没有居留权的留学生不够资格，张曼涛曾為我向他的大谷大学的一位指导教授探路，并且把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送了他一套，那位教授非常客气，就是没有下文。可是刚从日本东京立正大学学成回国的慧岳法师，却一口答应替我办成。同时，另有一位吴老择先生，正巧度假回来，就拜託他替我去奔走，拿著慧岳法师的介绍信以及我个人的资料，找到了慧岳法师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博士。真的非常简单，很快就办好而收到了从东京寄来的入学许可书。可见我到东京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因缘促成。
　　
　　在日本佛教学术界，竞争相当激烈，派系也很明显，如果没有真才实学，无法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容身。因此，打从进入他们所谓的大学院修士课程，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研究所硕士班开始，如果希望将来在他们的学术教育界拥有一席之地，必须努力以赴。不仅是要分担行政的工作，更需要好好读书，争取发表论文的机会。如果能写，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如果写不好，那就不要想有发表的机会。日本佛教学术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有的是属於学校自己的，有的是日本全国佛教的。例如立正大学本身佛教学部和日莲宗的宗派学部，各有一个会议，都有一个学报。总名称叫作《大崎学报》，因為立正大学是在东京品川区的大崎车站附近。我是他们的当然会员，所以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全国性的有「日本佛教学会」，单项目性的有「西藏学会」、「东京宗教学会」，又称為「道教学会」，我都是他们的会员，最大且人数最多，包括范围最广的叫「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如果常常参与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你就能在会场中常常遇到那些大师级的学者，以及后起的新秀学者。如果你常常发表论文，而且言之有物，会后能够刊出於他们的学报《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你也会被他们肯定成為他们所熟悉的学者之一。如果一个学者默默地完成了一部博士论文，在学术界却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这就是名不见经传，论文写得再好，通过的可能性也不大。我在日本六年多，从小型的会议到几百个人出席的大会，参加了不下二十场，目的就是想听听人家的，也给人家看看，让人知道我的存在。去听听人家的高见，不发表论文也没有关係，发表论文而不被选中刊出也不丢脸，只要大家知道你关心学术，努力研究也不错。我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参加学会而写不出论文，发表论文，又不能刊出。事实上，要在日本做一个学者，一定要让人產生一个固定的印象，你是在研究那一部书，或那一个专门范围的主题。每次你的论文，应该和你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相应，但也不可以把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拿去发表，否则的话，那一篇博士论文又不能通过了。
　　
　　我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由於主题是写中国明末佛教的一位大师──蕅益智旭，所以在一九七三及一九七四的两年，所发表的论文就是关於蕅益大师的。我的博士论文是一九七五年通过，所以那两篇在「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宣读的文章，虽然是我主题的副產品，但是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火候。所以，也被《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的通卷第四十三及四十五号所刊出。他们的题目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旭著作中所见的人物系谱〉及〈智旭的思想与天臺学〉。
　　
　　為了出席各项学术会议的活动，让我游歷了日本许多的地方，因為是宗派内的学术会议，会在他们自宗的各大寺院中轮流地提供场地和经费，全国性的会议，另由每一个参与的团体会员的相关大学主办。每一个学者以个人身分参加，即成為个人的会员；大专院校以学校的名义参加，就成為团体会员。如果团体会员的学校之中有佛教学的系所，他们一定有几位研究佛学的教授，估量其人力和财力而轮流担任召开会议的主办单位。我就因此常常跟著日本同学，到各地出席会议，除了自付长程的车费之外，一切都不要我担心。在我们立正大学的同学之中，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熟悉的人；日本全国寺院的总数在八万座上下，所以我们到处可以找到寺院住宿，也让他们提供饮食，或者住在同学的朋友家裡，接受食宿招待，以及车辆的接送。由於这个原因，除了四国地方，我没有去过，南到冲绳，北至北海道，几乎每个县，我都访问过了。不过，还是以东京周边的次数较多。住宿日本的寺院，其实要比旅馆更好，不管寺院大小，都很清洁，也很亲切，难得的是都会考虑到要提供我素食的餐饮。
　　
　　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日本研究生之中，也有不準备成為学者而只想有一个读过大学的名誉就够，可是也真有不少的日本研究生，都非常努力，在出席学术会议之前，老早就準备把论文写好，先给指导老师看过，然后一遍一遍地读他自己的论文。在前往出席会议的车子上读，及投宿之后，还会起早带晚地读，这个情景，有点像是私塾裡面的小学生，為了背书之前的晨读一样，而且是大声的朗读，就怕在发表的时候怯场，或者是读得不顺口、不流利，乃至於时间到了还读不完。这种求上进的精神，实在是相当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