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
　　
　　一、学术与信仰
　　
　　我本人的性向和气质，都不是一个书生形态的人物，从小就没有打算要成為学者，虽然我勤於读书，勤於写作，其目的不在於读书，也不在於写作。俗说：「读书乐，读书乐，书中自有顏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没有感觉到读书是快乐的事，也没有所谓读书上癮，非读不可的习惯，因為我没有想要逃避现实，躲到书堆裡，从书中享受顏如玉和黄金屋的意境。更没有想到以读书来娶老婆、买房子。相反地，也不觉得读书是如何的苦法，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失落感，没有发生过。所以，对我自己而言，可以读书，也可以不读书。
　　
　　中国的读书人，主张读圣贤书，所為何事？无非是希圣希贤，见贤思齐，因此而有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因為我读佛书，知道语言、文字、名相，都跟生死大事了不相关，《大智度论》卷一有云：「过一切言语之道」，也就是说，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都非真理。无怪乎禪宗要主张「不立文字」了，菩提达摩祖师说：
　　
　　「不随文教」，《六祖坛经》说：「不假文教。」所以，儒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对我而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我在去日本以前，就已经读了好多书，写了好多书。其原因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吸收书本的知识来让大家分享，分享它的利益，而不是分享知识的本身。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不知道而又误解的人让他们瞭解；瞭解之后而尚不知如何照著去做的人，要告诉他们做的步骤和方法。我不敢以自己的私见来勉强人家，总希望以正确的佛教理念来帮助人家。
　　
　　当我写硕士论文时，总以為《大乘止观法门》那本书既是思想的，也是实践的。写完之后，才发现那是一本哲学性、思辩性的书，目的是要让人接受如来藏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使人建立起人人都能成佛的信念。我的那本书，出版已经十多年了，还有很多人把它买回去当作修行方法看。看完之后才知道上了当，它不是实践性的，而是研究性与思辩性的。我对此感到非常地抱歉。但是，因為那一本书的研究，使我得到硕士学位，应该对那本书的作者慧思大师表示感恩。
　　
　　硕士学位，对我虽然没有用，对佛教却有用，也对我為佛教贡献力量有用。如果没有硕士学位，就不能够进入博士课程，如果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就不能有学术和教育界公认的地位，与此相关的职位我也无法取得。若无学位，对於创办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人才，不仅没有资格亲自主持，而且也没有那样的能力。要做一个成功的游泳教练或球队的教练，至少自己要会浮水，要会打球。所以，我就被因缘推著，接受了博、硕士课程的教育以及学位论文的撰写。
　　
　　我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从事於学术的研究，不是為了学术而学术，為了研究而研究。例如我為什麼选择蕅益大师作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有三个原因：1.蕅益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他不仅是一个学者，实际上是一位实践家。所谓行解相应，正是佛法的标準原则。2.大家都认為蕅益大师是中国天臺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我对天臺宗所倡导的教观并重、止观双运，非常嚮往。因為这是教理和禪观相辅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3.我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向指导教授坂本幸男请教，他说，本来他想写，现在老了，所以曾经鼓励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写而还没有消息，现在如果我能也愿意写，实在太好了！
　　
　　当时我问他：「写什麼？」他说：「蕅益智旭。大家说他是天臺宗的一位大师，究竟他讲些什麼？他的著作很多，看来也相当地庞杂，所以需要加以研究。」同时，他又向我指出：日本江户时代，有一位天臺学者，灵空光谦（西元一六五二─一七三九年）在他所写〈刻灵峯蕅益大师宗论序〉中曾说：「读蕅益宗论而不堕泪者，其人必无菩提心。」当时我还没有读过《灵峯宗论》，读了《灵峯宗论》
　　
　　能使人感动得流泪而发菩提心，必是一部好书，正是我们现代佛教徒急切需要知道的。就这样，我确定了博士论文的主题。
　　
　　这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事，从此我就开始蒐集论文资料，為了报答佛恩，我应该要发扬蕅益大师的精神。
　　
　　坂本幸男博士，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道心坚固的佛教徒，所以才会关心到对於蕅益大师的研究。记得，当我读完硕士学位时，由於经费无著，準备收拾行囊回国，而把这困难向坂本博士报告，他引用了两句光谦的话给我慰勉：「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嘱我為法求法，勿虑生活无著，当从艰苦困难中培养求法精神。这种鼓励，正是我当时最需要的，比答应给我金钱的支援更有用。
　　
　　过了一个学期，也就是一九七○年的夏天，就有位隐名的善士从瑞士给我来信，答应支援我留学的费用。可是，由於美金的贬值，我所申请的那一笔钱不敷开支。坂本先生知道之后，便对我说，希望我一九七五年春，在他退休之前，提出博士论文就好。至於经费，他会為我设法，每年六十到八十万日圆。幸好瑞士又给我不够的数目补足，第二次匯到。可惜，一九七三年，坂本先生也就过世了。我的论文还没写好，也没有提出，费用虽然没有问题，论文的指导倒是成了问题。我只有默默地在心中祷告，但愿能够度过难关。结果，是由坂本先生的两位老友，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博士接下来，成了我的正副指导教授。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是在信仰的支持中获得的研究成果。
　　
　　二、资料蒐集的困难
　　
　　蕅益智旭的著作，多数被收入《卍续藏》中，有两部著作也被收到《大正藏》中。在他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其他相关著作的名称，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全部著作，可是不知道在那裡，也不知该从何处蒐集。当时的日本，虽然已经开始有电脑的设备，各图书馆却还没有进步到只要给予作者的姓名「蕅益智旭」，就可以找到他全部著作的目录以及其收藏的所在。尤其是蕅益大师的著作，在其不同的年代，对於不同的性质，就有不同的署名，所以，要得到全部的消息非常困难。好在我有我的笨方法，就是并不等待把全部资料收齐之后才开始研究和写作，而是边看、边写、边找。
　　
　　在日本，知道蕅益大师的人不少，用过蕅益大师资料的人也满多，特别是他的《阅藏知津》、《教观纲宗》，还有他的文集《灵峯宗论》。若想找到真正研究介绍或发表过有关蕅益智旭的研究论文，则寥寥无几，而且也没有提出什麼见解。
　　
　　这倒可以让我放心大胆地把它们全部搁在一边而专心於蕅益著作的研究就好。同时，也由於这样的原因，我又感到特别地困难，没有线索轨道可以探索，不知从何著手。蕅益大师非常重视目录学，可是他自己著作的目录，却还没有后人替他整理。
　　
　　蕅益大师的著作层面及其范围，相当地庞大繁杂，他是一位佛学的大通家，也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大儒家，甚至也涉及基督教的探讨和批判。因此，有些看来与纯粹佛教不相关的著作就没有被后人收入藏经；有些著作，被后人再版几次，又给它们不同的书名，内容方面也有增减删补。要把它们全部找齐，逐字核对，孰前孰后，予以辨明，也得大费周章。经过两年的时间，被遗漏在藏经之外的蕅益大师的著作，终於被我逐渐地发现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是《灵峯宗论》，那是在蕅益大师圆寂之后，由他的出家弟子成时，编印流通的。根据成时所撰〈宗论序〉，对於《灵峯宗论》的编成有如下的记载：「诸疏外，稿有七部，今辑為全书，依文為类。原在稿外别行者亦依次收入……合十大卷，分三十八子卷。」这七部稿的原名究竟是什麼，编者并没有告诉我们，而只是散见於蕅益大师的著作之中。因為编著已经把它们打散了，而且掺入了七稿之外的文章。可是，对我来讲，必须找出那七部的名称以及原来的内容，才能够发现蕅益大师著述思想的段落层次，而那七部独立的稿子，既然曾经分册出版，如今它们又在那儿呢？
　　
　　事实上，我在动手蒐集蕅益大师的著作之初，手头仅有一册弘一大师所编的《蕅益大师年谱》，也是非常地简短，以四号字，刊印的三十二开本，共二十九页的一本小册子。因為当时的弘一大师所能见到的资料，并不完全，所以编得不够细腻翔实，可是，对於当时的我，已经是如获至宝了。最重要的一部《灵峯宗论》，我从来没见过，出国之前，听说臺湾南部某某法师藏有一部这样的书，那是我相当熟的朋友，因此写信向他求借。前后连写两封，都如石沉大海，也许是地址错了，或许他担心这样珍贵的古书，寄到日本之后，非常可能从此再不回头。后来我在见面时问他，他只笑而不答；那时我业已写完了论文，完成了学位。
　　
　　我从各大学图书馆的书目，找寻这一部书，始终不得要领。最后不得已，只好去请教我的指导教授坂本博士，相信他一定看过或知道在那裡有。很幸运，他从他书房的顶架上，垫著椅子，取下一套线装书。那是十八世纪，日本再刊的木刻本，封面是用柿漆皮纸包装，一共十大册，每册都有白底黑字的正楷书标：《灵峯蕅益大师宗论》。但是，他给我一个条件，只可以看，不可以动笔圈画，在一个月以内归还。我如获至宝地说：「没问题！一个星期以内就能归还。」他知道我要做什麼了，说：「影印一部最好了！」就这样，我便以《灵峯宗论》為研究的重心和线索，在二年之间读了二十七遍。
　　
　　蕅益大师的全部著作，总计有五十一种，二百二十八卷，被一般人认為重要的著作已经在藏经裡可以找到，对於我蒐集资料来讲，反而变成并不重要，倒是那些被后人忽略了的著作，对我却变得非常地重要。首先我把手头已有的蕅益著作裡边发现的著作名称，製成目录，接著从蕅益著作的相关资料，发掘蕅益大师所用不同的署名，然后再从他的署名去找他的著作。最好的参考就是他每写一本书，一定有「序」、「缘起」、「题跋」，而透露一些相关的著作名称，然后我就亲自到东京市内及其周边的几家大学的图书馆寻找，或者委託京都的朋友，代我到几家佛教关係大学的图书馆蒐查。最后我都把它们影印到手，例如《闢邪集》、《周易禪解》，藏於东京的驹泽大学；《法海观澜》藏於东京的大正大学；《选佛谱》藏於京都的龙谷大学；另外一本《四书蕅益解》踏破铁鞋无觅处，结果在一九七三年回臺湾，在臺北市路边的书摊上，见到一本臺湾先知出版社出版的复印本，可惜四书之中少了一种《孟子择乳》。
　　
　　后来我也发现了集成《灵峯宗论》的七种原始文集单行本中的五种：1.《净信堂答问》三卷，藏於东京东洋大学哲学堂等。2.《蕅益三颂》一卷，藏於驹泽大学，《明版大藏经续藏》四十八套八本。3.《梵室偶谈》及4.《性学开蒙》两本书，也藏於驹泽大学，《明版大藏经续藏》第八十套的第九本。5.《绝餘编》藏於驹泽大学。我将这些单行古本，拿来跟《灵峯宗论》所收的内容相对照，就发现它们之间的繁简，有不少的出入。大致上说，《灵峯宗论》已把原来的单行本，精简删剔了很多，却不知道是出於蕅益大师亲手更动或是属於编者成时的技巧了。不仅如此，在比较早期的单行本中，蕅益大师每每不厌其烦地把他自己所遇到的、见到的、想到的当时的僧俗弟子，一一举名列姓，到了《灵峯宗论》，则仅剩下了常见的几个人名。
　　
　　蒐求写作资料，真要鍥而不捨，绝对不能中途而废，知难而退。日本这个民族，非常重视文献资料的蒐集；他们的学者到中国访问，如果听到、见到那儿有古书，不论有用、无用，他们都会蒐集回国。清末民初时代，在中国国内能够找到的古代佛典相当有限，在日本却先后编辑成了几套藏经，把他们从古至今已经蒐集了的汉文佛教著作，分门别类，编印成书。未被编入藏经的已有资料，还是很多，因此使我有信心，蕅益大师（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距离我撰写论文时只有三百二十年，曾经出版成册的书，一定可以在日本那个地方找到。因此，弘一大师在《蕅益大师年谱》中所说：「蕅益的著作只有四十七种。」我所见到的则有五十一种。实质上，弘一所见四十七种目录，未必都已见到那些书的内容，因為，在中国国内是无法找全的。
　　
　　对於中国人来说，喜欢简易明瞭实用，所谓「入海算沙」那种工夫，做得实在没有意义，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日本学者，乃至西洋学者研究佛学，都是做的鸡毛、蒜皮、绿豆、沙子的工夫；说他们只知道找资料、比资料、编辑资料、介绍资料，写成一本书，堆上图书架，对於实际的生活，实践的鼓励，并没有用处；如果有用，就是让后来的学者再用他们的资料，再去写书，真是无聊！听来的确很有道理。所谓「学以致用」，读书是為经世。结果，我在日本读了六年书，也是用的这种方式，做了这种工夫；写出来的论文，花的时间很多，有兴趣看它的人很少。不过，这种书的价值，并不在於广泛的流通，而在於问题的釐清。纵然只写了一本，却会成為歷史里程的记录。
　　
　　三、撰写论文的发现
　　
　　从蕅益的自叙传，可以见到他在三十二岁时，曾做四鬮问佛：1.华严贤首宗，2.法华天臺宗，3.法相慈恩宗，4.自创一宗，请佛啟示，究竟他该专精那一宗，或者是自己别立一宗来弘扬佛法。结果累次拈起的都是法华天臺鬮，此后他便依据天臺宗的註经方式来解释经论。而且他撰有天臺宗的纲要书《教观纲宗》、《法华经》的解释书《法华会义》、天臺宗的宗义书《法华玄义节要》。因此，被后人认為他是天臺宗的大学问家。若想要懂得蕅益，也就必须先瞭解天臺宗的教义，因此而使我先去读天臺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以及《摩訶止观》。当时的我，也很希望能从天臺宗的思想脉络，来看蕅益大师的著作。结果我将蕅益的《法华会义》及《法华玄义节要》和天臺智者大师的著作对照，并没有发现新义，只好放弃向这一方面的努力。接著发现他的著作牵涉的范围很广，不知从何著手写起。若以某一经某一论的观点来探讨蕅益，那是无法掌握的，结果决定用编年的方式，找出他的行踪、思想、著作的年代及地点，以及和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人物，才能够眉目分明地看到了整体的智旭的一生，包括他的读书、写作、修持、人际关係，及其思想的源流和演变。
　　
　　论文的第一章是写蕅益智旭的时代背景。由他的著作中，发现他所见到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学术和宗教，是怎样的状态，再根据他的所见所闻為线索和焦点，蒐求相关的周边资料和史料，然后写出论文，就能够让我们好像身歷其境地，感受到智旭的时代环境，那正是遇到明王朝末期的衰乱、社会的不安、宋明理学家对佛教的挞伐、儒释道三教同源论的激盪、天主教的流行和佛教的对抗、明末的佛教僧团也是一片腐败。
　　
　　第二章写智旭的生涯，把他的师承、私淑、盟友、道友、弟子，以及智旭传记资料的分析和他的行踪所至的地理位置的考察分析介绍，就可以发现，他与什麼人，於什麼时候，在什麼地方，由於什麼原因而发生了什麼事。
　　
　　第三章是智旭的信仰和实践，这一部分多半出於《灵峯宗论》的资料。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强烈、坚定的人，也可以说是相当感性的人，他一生多病，所以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业很重、魔障很多的人，常常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责难，他不敢相信依他自己的力量，能够修行成功、消除业障、解脱生死，他相信他必须仰赖他力的佛与菩萨，来慈悲救济。他也相信，若要求得佛菩萨的感应，必须发愤努力修种种行。因此他相信观音、地藏两位菩萨的慈悲加持，也渴望阿弥陀佛的本愿接引。他在年轻时代，曾经有过几次自以為是的悟境，但是事过境迁之后，那些悟境，并不能使他感到真有自主生死的受用。因此他的一生，在修行方面，都是在礼懺、持咒、写血书，用火燃臂、燃顶，最后他是一心嚮往弥陀接引往生西方。他看了不少禪宗的语录，可是，还是以西方的弥陀净土，為其最终的依归。
　　
　　所以他有一部《阿弥陀经要解》写得非常地好，直到现在还是受到普遍的传诵。
　　
　　第四章是写智旭的著作。他主张「先知而后行」，对於佛法的认识和理解，是修行佛法的必要条件，他写了那麼多的著作，就是在强调几个观念：禪教一致，教观双修，见证相应，信、解、行不能分离。而他的著作态度，也非常地谨严，一方面要有根据，另方面也要有创意，他主张「备採眾长，证以心悟」，他不喜欢当时一般学者的著作，认為是「穿凿茫无根据」。我对於智旭的著作的介绍，是採用书誌学的态度，把他的著作以编年方式编成目录，然后註出它的卷数、著作的地方、现存何处、署名的方式，製成表格之后，看来一目瞭然。他的著作多半在序和题跋之中说明撰写的年月日，其中也有十九种没有註明撰写的确切时间。但是，根据它们的内容和智旭本身的思想过程，也可以推出撰写的年代。
　　
　　从其著作的年代先后看，蕅益智旭在三十岁到四十岁的阶段，重视大小乘的戒律，四十岁以后，从事於《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唯识论》、《因明》、《阿弥陀经》等的阐述，其间也旁涉儒书和天主教的教义。五十以后再治《法华经》、戒律以及《楞伽经》、《大乘起信论》。他的著作之中部帙最大的，是共有四十四卷的《阅藏知津》，完成於五十六岁那一年，同年也完成了五卷的《法海观澜》及十卷的《净土十要》，到了第二年，他就圆寂了。
　　
　　第五章是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及其展开，从他十二岁到三十三岁的阶段，有两条路线：第一是以《楞严经》為中心而讨论禪和净土的问题；第二是以禪為中心而讨论戒律的问题。到了壮年期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九岁，阐扬法性与法相融会的思想，也是以《梵网经》為中心的「心体」思想。他的壮年后期是从四十岁到四十九岁，乃对《楞严经》的再重视以及发挥诸宗融通的修道论；接著他把天臺教观和唯识思想调和，同时又归结到净土的思想。到晚年期，是从他的五十到五十七岁，他的思想则侧重於《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因此而达成了他的性相融会、诸宗统一论的目的。因為《楞伽经》是如来藏系统的经典，同时也有「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的唯识思想，是一部兼具如来藏性宗思想和唯识相宗思想的经典。《大乘起信论》既讲真如及如来藏的性宗观念，又讲阿黎耶识的相宗思想。蕅益智旭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看所有一切经教，应该是互相互融，所以他对性相两系的经典，同等看待。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蕅益智旭，一向被学者们认為是天臺宗的学者，其实，他留下有关天臺宗的著作确实有四种：1.《法华会义》十六卷，2.《法华玄义节要》二卷，3.《法华纶贯》一卷，4.《教观纲宗及释义》二卷。但是，据他自己所说，他写《法华会义》仅是為了把前人重要的观念用浅显的文字介绍出来，给人作為入门的方便，不敢有他自己的议论。《教观纲宗》亦别无新义，只是把天臺宗的五时、八教、六即和十乘观法，精密地组织起来。也就是把顿、渐、祕密、不定的化仪四教，藏、通、别、圆的化法四教，各各配合著十乘观法及六即位，而加以解释和介绍。也就是把天臺宗教观并重的思想，提纲挈领，而使后学者能在短时间内瞭解繁琐的天臺思想。站在天臺宗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在阐扬天臺思想，也可以称為天臺学者。可是，他并不专精於天臺，目的是在促成佛教大一统的局面，也可以说，在蕅益智旭的时代，是中国的明末之季，整体的佛教就处於那样的状态，也有那样的要求。那就是性相和禪教的调和，天臺及唯识的融通，天臺与禪的折衷，儒教与佛教的融合，结果是达成禪、教、律、密匯归於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
　　
　　当我写完了这部论文时，发现蕅益智旭的一生，非常地用心和诚心。一面全力以赴地从事於信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夜以继日，年復一年地阐扬经、律、论三藏的佛教教义，从学术上说，他并没有属於那一宗、那一派，就拿他认為是最终依归的西方净土而言，也只是留下了一部著作《阿弥陀经要解》，以及若干单篇的散文而已。像他这一种思想的倾向，在中国一直维繫到清末民初，例如近代的太虚大师所持「八宗皆圆」的思想，也可以说，就是受到蕅益大师的影响。蕅益大师在印度大乘佛教的三个系统之中，讨论到真如、如来藏的性宗及瑜伽唯识的相宗，却未讨论过龙树、提婆的中观。而他所讨论的唯识，也不是正统法相宗的观点，他没有参考慈恩窥基大师的《唯识大疏》，并且使用天臺宗的著述方式，故特别加入「观心释」的一科。这个「心」不是唯识所讲的八识心王的心，而是强调「万法唯心」的心，用唯心来解释唯识。所以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叫作《成唯识论观心法要》，他的目的不在於发扬唯识思想，已经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