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歷史

  　宗教与歷史
　　
　　一、宗教战争
　　
　　从中国佛教史的高僧传记考察，凡是重视於戒律的探讨者，也必重视歷史的事实，同时也会著眼於内外之分的宗教问题。例如唐之道宣律师，重视歷史，也重视戒律，所以留有三部不朽的著作：1.《唐高僧传》，2.《四分律行事钞》，3.《广弘明集》。梁之僧祐律师撰有：1.《梁高僧传》，2.《弘明集》。《弘明集》及《广弘明集》是蒐集跟护法有关的资料，包括儒佛之辨、释道之辨、夷夏之辨。他们都饱读经史，也博涉外书。目的是在护持佛法，伸张正理。
　　
　　我当然不敢和先贤古德相比，但我发觉：佛教的环境已被教内教外所污染和误解，教内的人不知如何来宣扬佛法，住持三宝，也不知爱惜羽毛，反省检讨，纠正积习，重振法运；而外在的社会除了反宗教的唯物思想之氾滥，又有基督教挟著西方科技文明的力量，对中国的佛教，做秋风扫落叶式的破坏。例如近代学者蒋梦麟先生的一部名著《西潮》之中，就有这样的看法。这真所谓内忧外患，佛教何得不衰，何得不亡。因此，面对佛教的内部以及基督教对佛教所採的行动，我都相当重视。我在写完《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之后，陆续又写了三篇：1.一九五九年，我针对胡适先生的宗教观，写了一篇〈关於胡适思想的宗教信仰〉。2.由於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风》杂誌，混淆了佛教和基督教的观点，所以我撰写了一篇〈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3.跟著又发表了一篇〈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
　　
　　我对於胡适思想的宗教观，曾经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从本质上说，胡适本人是反宗教也是无宗教的，更是一位无神论和神灭论者，他虽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他相信人除物质而外，并不存有所谓灵魂这样东西，所以他要攻击灵魂存在的观念说：『宗教家往往说灵魂不灭……。这种说法，几千年来，不但受了无数愚夫愚妇的迷信，居然受了许多学者的信仰。』他又说：『东方人见人高贵，说他是前世修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我对胡适的宗教观，反覆论证，说明佛教不是他所看到和想到的那样。我说：「根据歷史，我们可以承认胡适所谓歷史的不朽和社会的不朽。但又能够更进一层肯定了个人独立的价值（善恶行為的业绩）的不朽，这才是大独立和大自由。可见佛法没有违背胡适，只是佛法超越了胡适的观念……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智慧的宗教，也是人文化的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人之学佛，首先要做好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至於基督教的香港道风山，是从南京的景风山撤退而改名的，是属於基督教信义会的一个支派。他们曾经派牧师到佛教的丛林，如镇江的金山、扬州的天寧，掛单、学禪、参禪、打坐，就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然后把他从寺院所学、所听、所见，而创设了他们的新团体，用基督教的观念与信仰来解释佛教，再用佛教寺院的生活规制和方式，来做基督教的灵修和祈祷。不知道他们的根本目的何在，不过确从佛教的僧团，吸收了大批的青年和尚，然后把他们训练成為基督教的牧师。因此引起我產生了佛教前途的危机感。我的看法是，基督教徒尽可以传教，為什麼要把和尚变成牧师，基督徒尽可以宣传他们的圣子、圣灵、圣父三位一体观，為什麼一定要把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解释成為就是基督教的上帝、道、灵？我们可以容受基督教的存在，所以佛教徒常常以友善的态度，承认耶穌也是菩萨的化现，用他们的方式来度化需要他度化的人。可是，我们没有必要说：基督教就是佛教，有了基督教便不用佛教。我们可以承认基督教存在的事实，但却不能忍受佛教即将灭亡的事实。所以起而执笔，挺而论战。但是掀起这场宗教战争的人不是我。
　　
　　二、我写基督教
　　
　　我在臺湾南部的山中，总以為可以与世无争，好好把自己活埋几年的，所以，除了佛教的三藏教典及现代人的佛学著作之外，不看一般社会的报纸杂誌，没有收音机，当然更不会有电视机，而当时的山中也没有电话，甚至没有电灯，真可谓过著遗世独立、世外桃源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常，竟然有人好心地把天主教的《恆毅杂誌》带到我的山中。其中有一篇文章讨论佛教。同时又有人，把曾经在日本佛教大学函授部毕业的某牧师，所写的几本关於佛教的论著，以及辅仁大学的教授某神父所写的几本驳斥佛教的著作给我，那些既然是出於牧师和神父的手笔，当然对於佛教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和公平的介绍。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和存心相当明显，是引经据典地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针对著佛教的信徒，攻破信仰的城防。而当时佛教界能够写出那样水準的文章，读过那样多经论的人，也真不多，所以他们看我还能够写几篇文章，不仅佛教徒们希望我反驳，就是牧师和神父，也公然地在他们的杂誌上叫阵说：「佛教徒们也写写吧！是谁呢？」他们摩拳擦掌地向佛教界找出应战的对手。
　　
　　那个阶段的煮云法师，在臺南公园做过几场基督教与佛教比较的公开演讲之后，集成了一本小书出版。可惜，接著他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常头痛失眠，再也不能应战了。
　　
　　另一位长老印顺法师，本是基督徒出身，经过学佛三十年之后，竟然有基督徒到他的道场向他挑战，向他传教。结果，他写了两篇长文章：1.〈上帝爱世人〉，2.〈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又因為杜而未神父把佛教的信仰套入月神信仰的一类，又引起他写了一篇〈东方净土发微〉的长文章。
　　
　　我在山中，本不希望多事，可是，基督徒竟来公然挑战，我為了澄清他们的观点，和说明佛教本身对於基督教的看法，也疏导一般的有识之士，能够正视宗教的问题。我当然不希望也学著基督徒们入主出奴的心态来攻击基督教，正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我希望用客观的资料来做公平的介绍。因此，就在一九六四、六五和六六年之间，陆续地写成了一本书，分别交给几家佛教的杂誌《海潮音》、《觉世》、《香港佛教》刊出。到一九六七年，交给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书名是《基督教之研究》。我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明了写作该书的动机、态度和目的：
　　
　　「由於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阵挑战，才使我对基督教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结果使我写成了一本书，所以本书的功臣，应该是攻击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写作本书，特别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中西著作。我的态度，是以西方学者的见解，介绍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统的素材，说明基督教内容的真貌，同时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我不想宣传基督教，也无意攻击基督教，只是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这一本书，在一九八七年被臺北的久大文化出版社，编列為该社「终极关怀系列」的第七本书。在它的封面上，用小字刊出我在书中所说的话：
　　
　　「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有如一副凉床，平掛在两棵大树荫下；一头是哲学之树，另一头是科学之干。
　　
　　上帝联繫在哲学与科学之间，祂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却是含哲学与科学的精髓；芸芸眾生躺在祂的怀中，即得到心灵的慰藉。像这样的上帝观，多数的东方人尚未懂得，自然也不易瞭解。」
　　
　　因此，久大的主编，又在该书的封底，给我加了几行画龙点睛式的短评：
　　
　　「基督教走出巴勒斯坦之后，千年来已建构出一座牢不可破的上帝之城；基督教的信仰天地，壁垒森严。圣严法师面对基督徒攻佛、破佛的挑战，以理智的笔触，解开不同宗教观点的纠结，為宽容的宗教观铺路。」
　　
　　当我这一本书出版之后，有两个极端的反应：1.佛教界感觉到鬆了一口气，毕竟我们还有人懂得基督教，而不再害怕基督徒走进寺院送圣经发传单了。有一位法师就把我的这本书的第四章〈基督教的伟大在那裡？〉抽印成為小册子，赠送各寺院，专门為了等待基督徒来寺院传教的时候，以此回赠。2.神父和牧师从此鸣金收兵，而却引起了其他的基督徒把我视為眼中的钉、心中的刺。有的拿著我的书逐段的批驳，不是要我回答，而是要我熟读，认為我根本没有懂得圣经，也没得到灵粮，所以当面要我好好向上帝懺悔。有的基督徒改在一般的报章杂誌，利用投稿的方式，挟嘲带骂地批评佛教。
　　
　　三年前，有一位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来皈依了三宝，见面就说他读过我的那本书《基督教之研究》。我问他：「就是因此而改变信仰吗？」他说：「不是，如果是基督徒看了那本书，只有反感而不会佩服。要知道，基督教的本质是重视於信者得救，有关於思想的、理论的，对他们没有作用，如果他们不加以反省，不会改变信仰。」因此，我也告诉他：「我能瞭解。我那本书的对象，与其说是写给基督徒看，毋寧说是為了佛教徒以及那些还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而写的。」
　　
　　三、宗教比较
　　
　　宗教，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宗教的需要和宗教的活动以及宗教的事实，它是人类最终的归宿处，也是最早的原动力。因此，渐渐地，由各信各的保护神，而发展成為宇宙只有一个神的宗教。可见，唯一神的信仰，是从各信各的多神信仰会合的，因此，唯一神，不一定就是独一无二，祂应该是无数神格的总称，不是否定了无数的神格，而由一神来独断宇宙的真理。
　　
　　由於多神信仰的多元化，所以显得繁杂而迷信，又由於一神信仰的独断、排他及征服性，使得宗教与宗教之间，互不相容，这都不是宗教的正面价值所在。可悲的是，自有人类歷史以来，人与人之间，不仅為了物质生活的条件而争，也為精神生活的信仰而战。每一个宗教所信的神明，都告诉他们的信徒，真神和善神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所信仰的。此外，不论信仰什麼神灵，无一不是邪教和魔鬼。因此，也把自己所信宗教以外的任何宗教的信徒视為魔鬼的肢体、魔鬼的化身、魔鬼的代名词。这都是因為肯定自己所信的，而否定了他人所信的。只想知道自己所信所行是什麼，拒绝知道其他宗教所信所行是什麼。於是，宗教信仰，原本是為人类带来幸福，结果，由於不同的宗教之间的互相敌视，而為人类带来灾难。这样的事实，我们在基督教的《新约》及《旧约》中看得非常明显。新兴宗教和传统宗教，本地宗教和外地宗教，自族宗教和他族宗教之间，不断地发生杀伐，不仅是语言的、理论的，而且是行动的，往往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有些宗教和政治的狂热分子，高喊发动「圣战」的口号。
　　
　　如果不同的宗教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瞭解，减少猜疑，减少敌视，彼此观摩，彼此学习，取长补短，世界的人类，才会真正地从宗教的信仰得到和平与幸福。佛教徒，一向就有这样宽大的心量。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常教诫弟子，要恭敬供养佛教的比丘、比丘尼，也要供养印度原有宗教以及新兴宗教的沙门、婆罗门。在思想、观念和作法上彼此虽有出入，要让弟子们知道所谓内外之分，那是為了保护佛弟子的信心，不在於攻击其他的宗教。就是对於从其他宗教改信了佛教的人，佛陀也告示他们，照常要对以前所信的宗教师们，供给生活的所需。供僧是美德，供养所有一切宗教修道的人，也是善行。
　　
　　佛教到了中国，一直都受到儒道二流的学者们所攻击排斥。但是，作為一个佛教徒，却能容忍儒与道，甚至唱出三教同源之说。在佛教方面，採取援儒入佛、援道入佛。到了宋明时代，儒家也就援佛入儒，佛教并没有要否定儒及道二派，而是把它们解释為能跟佛教相通的人文基础。这就是佛教先接收了中国的文化，然后被中国的文化所接受，形成了中国文化儒、道、佛三大主流之一。
　　
　　我就基於这些认识，除了研究基督教，而写基督教之外，也著手收集世界有关各种宗教的资料，并且主张各宗教的信从者，都应该有比较宗教学的常识。我也希望能够编写一部这样通识性的概论书，提供大家参考。到了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的书还没有著手编写，高雄寿山佛学院的院长星云法师，已经為我在他们的佛学院，开了这门比较宗教学的课。
　　
　　就这样，我根据当时能够蒐集到的中、日文以及由外文翻译成中文有关宗教的书籍和著作，边教边写，在半年之中完成了一本书，命名為《比较宗教学》，然后於一九六八年交给臺北的臺湾中华书局出版，有二十万言。那一本书，分成十章：1.原始宗教，2.未开化民族的宗教，3.古代民族的宗教，4.印度的宗教，5.中国的宗教，6.少数人的宗教，7.犹太教，8.基督教，9.回教，10.佛教。我自己并不满意。
　　
　　我对它不满意的原因有二：1.我没有做太多的比较研究，只有做了一些歷史关係、背景关係，及其源流的探索和展现的说明。2.我懂的外文太少，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到更多外文的资料。到当时為止，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另有人已经写过更好的比较宗教学的书，也不知道除了本书所说的，还有多少宗教被我遗漏了。在那以后，常常希望再写一本，可是，转眼间已经是二十四年了，还没有时间再碰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到今天為止，在国内的市面上还没有发现一本比它更好的宗教学入门书。因為我的事情太多，而且逐年衰老，再写一本的可能性，相信已经没有了。
　　
　　四、世界佛教通史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注意戒律的人，自然而然会注意歷史。研究戒律，事实上不能离开歷史。戒律的本身，是关係僧团的活动，僧团活动的延续，就是佛教的歷史。如果先从佛教的歷史入手，也很容易去注意戒律，因為佛教的歷史是由各个时代的杰出的僧侣所留下的事蹟。凡是持律谨严或者制度井然、管理得当，便会培育出优秀的僧才，也能够获得十方的敬仰，而向他们团聚，随他们修学。因此，重视史学的高僧，会对戒律也能够兼顾。
　　
　　我本人，不算是律师，也不是史学家。只是，在发现近代佛教衰微的原因之后，就想温故知新，希望从歷史的轨跡，得到啟发，如何来开创明日佛教的前途。同时，我也发现，佛教发源於印度，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佈，源远流长，而且流派纵横。好像是源头的活水，挟著沿途的泥沙，向各处奔流，经过黄土高原变成黄河，经过黑土变成黑水，经过白土，就变成白水。那一些才是源头的本来面目？那一些算是由各地区、各时代附加的异执？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佛教有南传、北传之分。北传的又有汉传、藏传之别，汉传的又有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的各化一方，中国又有十宗、八宗之说，仅仅中国的禪宗，又有五家七宗的门风，这真是千头万绪。到了今天，必须要有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观念，得有共同运作的现代佛教出现。否则的话，南、北传的相互頡頏，汉、藏佛教彼此对峙。从日本佛教看中国，中国的佛教已经僵化；由中国佛教看日本，说他们已经俗化。不仅不能够将佛法发扬光大，而且互相将彼此的努力抵消，殊為可惜。因此，我发愿要写一本世界佛教通史，编写一部一百万字上下的《世界佛教通史》，分成上、中、下三册，计画之中，上册包括印度、西藏、日本部分，中册包括东南亚各国及欧美部分，下册包括西域、中国、韩国部分。希望以教团流传史為经、教派思想史為纬，让读者们看了这部通史，能够脉络分明，一目瞭然。在什麼时候发生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又在什麼时代对佛教的根本精神，做了反顾之后再发展。我们就可以掌握到佛教的源流，在多变的情况下，还有不变的基本原则，那应该是各宗、各派、各时代、各地区所共同遵守的轨范。否则就不成其為佛教，而应该叫作「外道」。
　　
　　类似的世界佛教通史，不仅中国没有人写过，就是现代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也没有人写过。虽然到了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日本的立正佼成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共二十册的《亚细亚佛教史》，其中只有印度、中国和日本，欠缺西藏、韩国及欧美。因此我从一九六六年起，著手编写印度佛教史，接著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韩国佛教史、越南佛教史。可惜到了一九六九年春，负笈东瀛，去日本开始了留学僧的生涯，另一个必须要荷枪实弹、短兵相接的战场，等待著我。我必须摆下所有原来的计画，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硕士及博士的必需课程，以及必交的论文。
　　
　　当时，我还计画读完最高学位之后，继续再写世界佛教通史。所以，在一九六九年八月，我把这一部书的上册部分的原稿，交给臺北的臺湾中华书局出版，就是命名為《世界佛教通史》上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问我中集和下集在那裡？是不是也像胡适之一样，他的《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册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我一想到这件事，总会感到耳热脸红，真是能说不能行。实在说，不是我不想写，而是因缘逼我停了笔。好在，我已完成了将近四十万言，而且也翻译了一本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等五人合撰的《中国佛教史概说》，於一九七一年交给臺北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进入了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人人文库」特二○九号，总算聊胜於无。对於我自己，对於读者，还是提供了不少的方便。特别是我的《世界佛教通史》上集，已被目前中国大陆各佛学院作為教科书用。我真但愿有朝一日，能够静下心来了我未满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