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少年

  　童年和少年
　　
　　一、无忧的童年
　　
　　我的出生地是在江苏省南通县狼山前的小娘港，那是民国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农历十二月初四。但是，我对於出生地的情况毫无印象。因為，在襁褓中，也就是民国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发生了长江大水灾，就把我的出生地一捲而光，不仅地上物下了长江，连土地也因為那一段的长江两岸，南边涨，北边塌。在一有记忆的年代，就知道我出生的老家所在地，早已进入长江，离开江边有数里之遥了。
　　
　　据父母说，我们这个张氏家族，原住在长江出口处一个三角洲的崇明岛脚盆圩。从「脚盆圩」这个名字看来，应该是海边一个低洼的地区。因為一场大水灾，就把我的高曾祖父，赶到了南通的狼山前。到我出生的时候，我家的近亲也都住在南通和海门一带，所用的语言，则还保持著崇明岛的口音。民国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之后，这个家族，除了住於海门县的远房亲戚之外，也都迁到了江南的常熟县常阴沙，让这个张氏家族，遍歷了沧海桑田的忧患。
　　
　　直到现在為止，我还没有看过我们张氏家族的族谱，因為世代播迁，流离失所，既没有三代或五代同堂那种大家庭环境，也没有财力為张氏家族的祖先建一座宗祠。虽听父亲说过，我们张家有一本族谱，但是，却没见过，因我父亲本人是不识字的文盲，所以也不重视。到目前為止，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名叫张希凡，祖母蒋氏，父亲叫张选才，母亲陈氏。虽然南通曾经出过一位状元张季直是我本家，好像除了同样是姓张之外，和我的家族攀不上关係。
　　
　　我家到了江南，父母带著我们六个子女，在被长江的水患洗光之后，到江南租到了七亩地，搭建了三间草屋，一边做佃农，同时也做散工，来维持一家的温饱。
　　
　　当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已经进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期间。在战略物资的重点需求之下，记得我们乡下，常常是一年种稻，另一年种薄荷；一年种豆，再一年种棉花，而不论种什麼，总是吃不饱。因為，除了地主需要租粮，军队亦需要军粮。当时我只有十来岁，就必须要做童工，并且被军队徵去构筑军事工程。所谓「民不聊生」，还必须求生的凄惨景象，我都亲眼看到了。但是，在儿童的心目中，并没有太多的忧虑和不安，总认為人间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嘛！
　　
　　后来，渐渐地听到了一些小说故事和大人们谈论的歷史片段，才知道我出生的时代，正好是中华民族面临著外有强敌环视，内有军阀割据的时代。而最不幸的是，日本军阀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全面的不安和动乱。我真是生不逢辰，赶上了兵荒马乱的一个歷史过程！
　　
　　我家穷，我们乡间，就是有钱的人家也穷。因為，整个大陆普遍地都穷。我去看过地主家的宅院，不过是房子多些，佔地面积大些，他们所拥有的粮食和衣物多些。但是，论其品质，也跟我们穷人好不了多少。当时，据说在常熟县的境内，共有三位大学毕业生，我家地主的少爷，便是其中之一，我们乡间都把他当成是现代的状元。但是，到了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底，那个地主的家族，也迅速地没落了。為了逃避乡下的动乱和危险，到上海依附亲戚的时候，竟然跟我的三哥坐著同一节火车的普通车厢。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张家这一族内，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时代的环境不许可他们读书，他们也无书可读。我的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姊姊，只有二哥，凭他自修，能够粗通文墨，其他四人则都是文盲。因為，当时没有国民小学，只有私立小学和私塾，父母要把孩子送去读书，必须赔上双重的损失：第一，学校需要学杂费乃至服装费；第二，孩子去读书，就没有时间去做工，也就是劳动力的损失。对於像我家这样穷的一个家庭，实在无法负担得起。
　　
　　儿童时代，我是一个体弱而又智弱的低能儿，身体经常有病，据说是因為当我出生之时，母亲业已四十二岁，一个乡下的贫妇，早已没有奶水，加上当时的食物，不仅粗糙而且稀少，所以营养不良。幼年时，成长奇慢，到了六岁才会走路和学会讲话。九岁时，因為哥哥、姊姊们都长大了，已能帮助父母做工赚钱，才考虑把我送到附近的私塾上学开蒙。我还记得第一课是上的四句话，十二个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但是，它们的意思全然不知。那位蒙馆的老师并没有说明：「上大人」就是孔老夫子，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位贤士。这是私塾裡惯有的教读方式。
　　
　　我前后一共换了四个私塾，原因有两点：第一，那些老师的私塾，开开停停不能持久；第二，我家的经济时好时坏，不能连续地供给我的学费，并且需要我去做工以贴补家用。
　　
　　十二岁时，才算进入正式的小学。从三年级下开始，到第二年读完四年级，由於年景不好，家境穷困，我便从此輟学，跟著父兄们到长江南岸的新生地，筑堤做小工了。
　　
　　二、无憾的少年
　　
　　民国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依中国人的习俗，我已十四岁，其实，要到那一年的农历十二月初，才满十三岁。就在这样的年龄，出於自愿，而又被动地，出了家，做了小和尚。
　　
　　我的家乡，并没有人出家，也没有正式的寺院。所接触到的宗教，应该是佛、神、仙、鬼混杂的民间信仰，也就是把信佛与拜神、祭祖、敬鬼，同等看待的一种风俗。譬如有人害了病，医生治不好，就去求神、拜佛、问仙，或用乩童牵亡等巫术来帮助。我的老家原先虽然坐落在长江北岸南通狼山广教寺脚下不远的地方，对於佛教的道理和内涵，还是一无所知。偶尔看到乡间的邻居和亲戚居丧之时，会请和尚、道士、斋公、斋姑，念经拜懺，当地的习俗称為「做道场」。对於当时的我来讲，那好像是自从远古以来，人们就是这个样子做的，还没有能力分辨这种风俗习惯的好与不好、对和不对。
　　
　　可是，那一年的夏天，由於一位姓戴的邻居，刚从江北狼山游歷回来，经过我家的门口，遇到一阵大雨，进入我家躲避，一眼看到我，就想起了狼山广教寺的方丈託他在江南找一个小和尚的事，便问我母亲的意思。而我母亲以开玩笑的口吻转过来问我：「你想做和尚吗？」我未假思索，也不知道什麼叫作「和尚」，就说：「好啊！当然想做！」虽然这使我的母亲愣了半晌，还是应那位姓戴的邻居所请，将我的生辰八字给了他送上狼山，以便山上的方丈在佛前请示。就这样，到了秋天，我就被这位戴居士带过了江，也带上了山。
　　
　　江苏省的境内，长江的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连云港的云臺山，仅在南通市的南郊九公里处，有五座山头面临著长江。它们的名字，由右至左是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居中，其次是剑山和军山。在五山之中，狼山灵峯独秀，既被古来的兵家视為天然的江防要塞，又為苏北各地的民眾看作佛教的进香胜地。有关狼山的资料和史料，在我的《归程》及《法源血源》两书之中，分别做了不少的介绍。最古的原始资料，则出於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由总兵（要塞司令）王扬德编辑而成的《狼五山志》，共四卷，目前仅有北京广济寺图书馆珍藏一部（编号：六八三．二一；八一一三：一），是民国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狼山广教寺发起的影印本。当我在狼山的时候，还见到我的师公藏有一套，可是在一九八八年回大陆访问广教寺的时候，已经没有这套书了。
　　
　　狼山的歷史，始於唐高宗的时代，龙朔和总章年间（西元六六一─六六九年），有一位来自西域泗国的僧伽大师，到达狼山开基。然后经知幻禪师及当地的居士们建了大雄宝殿等，名為「广教禪林」。所以直到现在，山上的正殿供的就是僧伽大师像，半山还有一座知幻禪师的塔。传说僧伽大师坐化於唐中宗景龙二年（西元七○八年），在生之时，常显神异，曾示十一面观音像，所以后人以他為观音的化身。因被唐中宗尊為国师，所以，他身后的尊号是「大圣国师王菩萨」。后来他的圣像是盘腿而坐，头戴毘卢帽，身披大龙袍。类似这样不僧不俗的例子，高僧传中并不多见。
　　
　　狼山的僧制，歷代都有变化，由全山统一的十方禪院，演变為七个房头，分头而共治的子孙寺院。当我上山之际，就是处於房头的时代，而七个房头只有一个大雄宝殿及位於山顶的大圣殿，為七家逐年轮流共管。民国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正好轮到我们第四房的法聚庵在山顶当年。
　　
　　中国寺院的制度，若由十方来共住的僧眾之中，选贤与能成為住持者，名為十方丛林；由剃度的师父传承给自己的徒弟和徒孙者，称為子孙寺院。不过，早期都是十方丛林，由各级政府来负担经费。在有了私建的寺院及自由的剃度情形之后，小规模的寺院就成了子孙相传。狼山广教寺，经过中国大陆政府的统治，尤其是在所谓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自然而然将全山整合成為一体，甚至於将南通境内所有的出家人也都集中到了广教寺。所以，今后的狼山，在短期内，不会恢復子孙制度了。
　　
　　狼山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山好高、人好多、香火好盛，和尚们也就很忙。因為那是一个香火道场，特别是正在山顶当年的时段，為了照顾各个殿堂的香火，所以显得格外地忙碌。不过，到了那一年的冬天，苏北常常闹著新四军和日军之间的零星枪战，山上山下都进入战备状态。日间，日军上山挖战壕；晚间，便衣的新四军上山来慰问。山下附近的青年少豪，常常有人失踪，也常常发现不明不白地遭人枪杀了。所以，香火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民国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农历新年，山上已经是非常地冷清了。
　　
　　我在狼山，一直住到民国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十月间，去了一趟上海，又回到了狼山，直到民国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第二度地到了上海，从此就再没回到过南通了。我在狼山住过的时间，前后相加不足两年。最后离开之时，狼山已被国军连番地驻防，弄得只见军队不见香客，只见兵器不见法物，连门窗、桌椅，都变成了军眷的床铺和伙房的柴火。山上的僧侣，除了几个已是六、七十岁的老僧，不愿向外地流浪之外，年轻的和尚都已离开了狼山。我正好看到了狼山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落日景象。这使我警惕到佛法所讲的世事无常，既痛心又无奈。可是，既然无常，盛者必衰，衰者未必就亡，救亡图存，事在人為，我还是对於佛教的前途，抱著无限的希望。
　　
　　我对於佛教的认识和反省，是在出家以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除了由世代的长辈，那是师父、师公、师祖、师曾祖的适时适地，耳提面命，督导功课，同时还為我请了两位老师，一位教《禪门日诵》，另一位教四书五经。前者，当然是出家的法师，后者，也是一位曾在狼山出家，后来考取秀才而还俗的居士。他们两位都很认真、和蔼，不仅教我唱诵和背诵，也解释所有功课的内容。这使我知道了佛经不仅仅是拿来诵给亡灵作為超度之用，其实，应该是用来讲给我们人类大眾听，而照著去做的。孔孟之道可以治世，佛教的义理及其方法可以化世，若能互為表裡，一定可以实现世界大同或人间净土的局面。只可惜，当时的佛教界人才奇缺，為死人超度的经懺僧还不算少，能够讲经说法、导迷化俗的人，则有如凤毛麟角。狼山的僧侣，总算多半是读过几年书，甚至於有正在担任小学老师的。可是，还没有一位是能够讲经说法，并且受到远近欢迎和尊敬的大德法师。我自己并没有想到能够成為那样的人物，但是，已有一种不能自我控制的愿望，就是要尽我自己所能，读懂、读通佛经，用来告诉他人。
　　
　　无奈，我的求学歷程，崎嶇曲折，非常地不顺。在狼山之时，虽有两位老师教读，但我必须要做一个小沙弥须做的事，除了早晚课诵，撞鐘击鼓，还要清洁环境、打扫庭院、整理厨厕，乃至於种菜烧饭和為老僧们洗衣服、倒夜壶。所以，在那段时间裡，我学会了作為一个和尚所应具备的十八般武艺。虽然损失了读书的时间，却在实际生活方面，学会了「凡事自己做」、「工作无贵贱」的能力和观念。
　　
　　当我到了上海的大圣寺，那是一个纯粹的经懺道场，每天夜以继日地，除了為施主家裡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懺、放焰口，再也没有时间让我读书，寺中也没有经济能力来為我请一个老师教读，因為当时的物价飞涨，而做佛事的收入，往往跟生活所需及寺庙的维持，无法平衡。这使我想到，国家和社会的动乱，跟人民生活的安定，有著绝对强烈的互动关係。国家社会是由人民组成的，人心浮动，社会则混乱，社会混乱，国家便不安。要想国泰民安，一定要从挽救人心做起，挽救人心，则须从教育著手。所谓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一般课程，应重视於佛教的信仰，那就是用因果的观念来安慰人心又鼓舞人心，也就是所谓：「欲知过去事，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事，现在做者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安分守己，尽其在我，努力不懈。既不逃避现实，也不推諉责任，面对著一切的问题，用慈悲、用智慧，来纠正它、改善它。遗憾的是，佛教虽然是那麼地好，由於佛教没有人才去普遍地弘扬，所以知道它的人很少，而误解它的人很多，不知道要用佛教来救世救人的人更多。
　　
　　就基於这样的一个动机，我再三地要求我的师公上人，让我出去读几年书。因此我在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的春季，便结束了大圣寺的小庙生活，开始成了同样是在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的一名插班的学僧。
　　
　　追溯佛教寺院办教育的歷史，应该是从佛陀时代开始。凡有僧眾聚集共住之处，必定有其每日定课，那就是经律的讲说和讨论，以及禪定的实修。所以，每一个精舍、寺院，就是一座学校。特别是到了玄奘三藏到印度留学时代，他所见到的那烂陀寺，有九寺、十八个伽蓝，周围四十八里，也就是世界佛教史上最大、最早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那时候，曾经有过上千的教授、上万的学生，在那儿做各种学派的研究和学习。例如瑜伽、中观、真言、密教及各系的大乘佛法，分头并弘。
　　
　　佛教传到中国，像鳩摩罗什三藏的译经道场西明阁和逍遥园、玄奘三藏的大慈恩寺译经院，都是集合了一时的高僧大德和社会俊彦，从事於翻经伟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做分门别类的上课活动。直到宋明之际，寺院往往是士人举子读书的场所，甚至於宋明儒家的书院，也就是学的佛家的禪院轨式。
　　
　　到了清朝，佛教中衰，原因很多：寺院不重视教育，社会知识分子普遍反对佛教，经过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中国东南十六省的佛教寺院，几乎摧毁殆尽，沦為废墟。所以，到了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劝学篇》三卷，奏请光绪皇帝，主张中学為体，西学為用，同时建议以庙產兴学，将寺舍的十分之七移作校舍，寺產的十分之七移作教育。这样的消息一出来，使得全国佛教界数十万的寺庙，百万以上的僧侣张惶失措，无以自救。因此，而有若干寺院的住持和尚们请求日本的保护，由日本政府向满清政府交涉，提出了寺院自己办学的方案。第一所便是由当时浙江天童寺的住持，请日本曹洞宗的学者水野梅晓，於光绪二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於长沙创办的「湖南僧学堂」。接著，光绪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六年），由文希法师在扬州天寧寺，创办了「普通僧学堂」。光绪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八年），由杨文会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社，创办「祇洹精舍」，僧俗学生虽仅十数人，却都是龙象之才，像僧眾的太虚、智光、仁山，俗眾的欧阳竟无、梅光羲等；由於经费关係，仅仅办了两年，但是，它对於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影响至為深远。
　　
　　所谓太虚大师的僧教育，以及欧阳竟无的唯识学，在僧界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界的佛学的贡献，几乎同时出於杨文会这个系统，所以有人把杨氏誉為中国近代佛教之父。
　　
　　到了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当我进入静安寺佛学院的时代，全国有名可寻的佛教所办的学院已有四十多家，其中有的仅办两年或三年就停了，至於教师的人才和学生的来源，特别是寺院方面的经济负担，都未能继续地维持。
　　
　　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创办於民国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当时该寺正闹著子孙派与十方派的纠纷，结果十方派佔了优势。因此力图革新，整顿教育，以徵得社会的舆论同情。这个学院的师资阵容，应该是属於太虚大师一辈的第二代。
　　
　　当时，几乎每一家佛学院的学生程度都是参差不齐，年纪大的可是三十多岁，像我，则只有十七岁；有的曾经当过小学教员，有的像我，只有小学四年级。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英文和数学是高小到初中，国文是高中，佛学是大学。例如讲《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这些佛学科目，都是大学的课程。担任佛学的教师，也有大学教授。我们究竟属於那一个程度，都说不上来。
　　
　　对於这些课，除了国文、英文和数学之外，我都不容易听懂。当我在狼山的时候，是从经典和课诵中理解佛法，比较容易懂。现在，从经过大师们消化、组织、发挥之后，思辩性、理论性的论典，以及有许多梵文音译的特定佛学名词的论著，就很难在很短的时间之中理解吸收了。所以，在最初的两、三个月，我几乎天天打算退学。希望看懂佛经，看通佛法，结果进了佛学院，大有望洋兴嘆、不知从何著手的感觉。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印度的大乘佛教，有中观、唯识、如来藏等三大系统，《八识规矩颂》的唯识思想，和《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究竟有什麼不同之处？中国的大乘佛教，有八大宗派：律、法相、三论、天臺、华严、净土、禪、密，它们之间又有什麼相异之点？老师们只是分别的介绍，没有综合的比较，使我非常地纳闷。為什麼同样是发源於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竟然会出现了这麼多不同的观点？我当然能够相信它们都是对的，但是，究竟谁前谁后？孰高孰低？总该有个交代和说明才对！我把这个疑问告诉了年长而大家认為学问深厚的同学，所得到的答案是：「别管那麼多！法师们怎麼讲，我们就怎麼听，然后再照著去告诉别人就好了！否则的话，那还了得，头都会大了！」这样的答案，也正说明了当时佛教界的学习风气，都还停留在传统式的师师相传的观念之中，除了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之外，少有做比较研究的认识。
　　
　　就这样，我在静安寺佛学院，一连住了五个学期。在三十多位同学之中，每个学期考试成绩的排名，我都在第五、第六之前，这是我自己觉得安慰，也非常感恩的事。虽為静安寺佛学院的学僧，也必须兼做经懺佛事，来维持我们的生活费及教育费。而我今日的这一点佛学基础，主要是跟静安寺佛学院有著很大的关联，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怀念当时的学院生活，以及共同生活过的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八年春天，当我去大陆探亲之时，也特别访问了刚刚由政府的仓库恢復為寺院不久的静安寺。当年早、晚课诵以及诵经拜懺的大殿，已遭回禄；当年的老师多半已经谢世，仅仅曾任金陵大学教授的本光法师、狼山的育枚法师，以及《弘一大师年谱》的作者林子青居士都还健在，但仅见到育枚老法师，同学之中也只见到三位，颇有人事全非的感触！
　　
　　在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间，陆续离开大陆而到达臺湾的老师和同学，共有十多人，其中包括如今已经谢世的南亭、道源、白圣等长老，以及现在臺湾任智光工商董事长的妙然和曾任臺北华严莲社监院的守成，以及如今侨居美国的仁俊等法师。离开大陆的同学之中，有的已侨居国外，各自弘化一方，有的已经还俗或谢世。其中一位是正在臺湾担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并且筹建玄奘工学院的了中法师，则对近十年来的臺湾佛教界有相当的贡献，使我非常地钦佩，也可以引為静安寺佛学院的一份光荣。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出家、赶经懺、求学、失学中度过。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正逢战争此消彼长，而国民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终於撤离大陆，退居臺湾。而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十五日，向二○七师青年军的招兵站报名，第二天就跟了中法师，带著一捲简单的行李，和几套僧服，同坐一辆三轮车，离开佛学院，向该师的通信连报到。
　　
　　古人有「投笔从戎」的壮志，我们是「脱下僧装换军装」。但是，还抱著强烈的愿望和信心，认為国军到了臺湾，重新整顿之后，将来一定会回到大陆，让佛法重光，所以我还把僧服带著。在此必须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我的身体一向瘦弱多病，看来弱不禁风，所以在学院留守未走的同学多半劝我：「不要莽闯！以你的健康和体能情况，说不定到了军中，不用三个月就会拖累而死，到那时，还说什麼弘扬佛法、护国卫教都没有用了。」好在我向林子青老师告假的时候，他向我说了两句话：「在大时代的洪炉裡，愿你锻鍊得更加坚强！」我也就在这样的信念下，一直锻鍊到现在，真要感谢他的鼓励。
　　
　　那时候，我的年龄是正好二十岁，以现在西方人的算法还不足十八岁。从十四岁出家到二十岁从军，短短五年半的时间，对我来讲，好像已有半个世纪。从一个一无所知的乡下蒙童，而蜕变為少年沙门，再转型成為青年的士兵。经歷了许多，学习了许多，成长了更多。这个时段，对我来讲，既是忧患的岁月，也是我生命史中第一个黄金的时段。值得我回忆、怀念、珍惜，所以劳而无怨，苦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