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涯

  　留学生涯
　　
　　一、赶上了留学风潮
　　
　　在我少年时代，没有想到留学的问题，因為凡是到日本留过学的僧人，很少对中国的佛教有所贡献，最多翻译几本书，要比起当时没有留过学而在国内非常受人崇拜的大德高僧如虚云、弘一、印光、太虚，所谓中国近代佛教四大师来，留学似乎没有太多的用处。因此，到了臺湾，第二度出家之后，还没有想到要留学日本，虽然有几位跟我年龄相若、志气相似的青年僧，去了日本，也有人鼓励我这样做。当时的我，固然没有经费的后援，也没有这样的愿望，所以寧可入山而没有放洋。
　　
　　我作為一个佛教的僧侣，能够有一条出国的路可走，应该感谢天主教的于斌枢机主教。他是国民大会的主席，也是辅仁大学的校长，更是罗马天主教南京区的枢机，后来又升為红衣主教。所以，他对中国国民政府是有很高的发言权的，真所谓一言九鼎。因為，他们神学院的学生，没有隶属於教育部的管辖，可是需要出国进修，因此，向内政部进言，完成了宗教人员出国进修办法的合法性。当他们一批一批地出国，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之后，我们佛教界也就跟进，向政府要求宗教地位平等、权利平等，而被陆续地批准了好几位僧俗青年去了日本。於一九七五年，当我学成之后，以出席海外学人国建会的机会回国之时，在会场中遇到于枢机，还当面向他道谢。我说，托他的福，我也去日本留了学，完成了学位。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我為什麼要向他道谢。当时他争取那样的立法的时候，是否也考虑到佛教徒出国，我不清楚。而我们佛教青年僧侣因此而得福，那是事实。从这个立场，我也常常赞成，我们佛教徒包括僧侣，需要参加政治，进入各级政府的议会，才能够為我们佛教本身争取利益，為整个的社会提供智慧。
　　
　　当我入山几年之后，断断续续有一位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出身的杨白衣居士，从臺北牯岭街的旧书摊蒐集了一批一批日文的佛教旧书，送到我山间的「关房」。所谓「关房」，是我自己在一个小小的环境中封闭起来，与外界相通的，只留一个仅仅供人送饭及日用品的小窗洞。我在山间住了六年的时间，前后一共关了两次。那段期间，我也从日文的文法书开始，以自修的方式读通了日文。我才能够应用日文资料，写出了几本书。对我来讲，当时觉得就这个样，既然已经能够看懂日文，运用日文著作，那就不必要去日本了。
　　
　　后来，由於基督教的刊物指名挑战，以及公开的叫阵说，当时的佛教界，中国的佛教徒，已经没有一个懂得梵文，而那是佛教的原典语文，如是仅懂中文而不懂梵文，无异是隔靴抓痒，只能够猜测而不能够真正地瞭解佛法。不像天主教的神父或教士们，拉丁语的《圣经》原文，是必修的课程，而且是每天都在读诵。我经过这样的一种刺激，虽然年纪已经快要四十岁，还是打著勇气说：「捨我其谁！」同时，我的好友张曼涛先生正在日本京都留学，常常给我写信，写的都是长信，讨论的都是宗教、哲学、佛教、佛学等的天下大事、歷史大事。信中总会劝我，不管怎样，到日本看看，呼吸一下那边的新鲜空气也是好的。而且我的剃度师东初老人，也赞成我出国留学，乃是我所意想不到的事。尤其是，由於国内佛教教育普遍地低落，僧眾不受一般人的重视，由於没有高等教育的学位，甚至也被禁止进入各大学去向学佛青年说法。為了提高佛教的学术地位以及僧人的素质，以备开创佛教教育的新局面，我就毅然决然地发愿去留学日本。事实上，在山中读了许多日文的佛教著作之后，发现日本在佛教教育设施及学术研究方面，确实已有了辉煌的成就，儼然已执世界佛教动脉的牛耳。
　　
　　就这样，我於一九六八年二月，走出关房，离开高雄美浓的山区，到了臺北，暂住於当时的首剎「善导寺」，以一年的时间，做日本语文的听和写的準备。
　　
　　同时，也在那个时段，為该寺主持佛教文化讲座，每一个星期日，我担任讲经论，偶尔也做专题演讲。经论之中比较受人欢迎的是《大乘起信论》及《八识规矩颂》，专题演讲之中，整理成稿的有〈中国佛教艺术的价值〉，以及〈观世音菩萨之事蹟〉两篇稿子。我们的讲座，所请的讲师都是一时之选，例如钱穆、高明、吴延环、梁寒操、南怀瑾等名家。
　　
　　在那段时日之中，我出版了《比较宗教学》，也到各地去演讲，其中包括基督教长老会设於阳明山的神学院，我已不再用犀利的眼光、尖锐的词锋，来针对基督教发言。对中国佛教系统的著作，则多花了一点时间，有关於《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的註疏和禪宗的语录，下了一些工夫。
　　
　　二、初到东京
　　
　　当时，因為从臺湾出去的留日佛教青年之中，还没有一个学成回国的。所以我的师父经过考虑之后，反对我出国；原来答应支持我出国留学经费的一位南洋华侨佛教徒也变了卦；而当时的善导寺，没有支援我的义务。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离开臺北飞往东京之时，除了一张机票之外，真是阮囊羞涩，几乎是在国内佛教界的一片反对声浪中，踏上了留学异国的征程。有人準备看我笑话，有人為我担心，可是，我并没有「荆軻刺秦王」行前那样的悲愴，没有想到我是「壮士一去兮不復返」。我只是想到，如果中国的佛教应该衰微，而我自己本身没有福报，去了之后，得不到援助，随时可以準备回国，再去住山也是不错。
　　
　　初到东京，向位於品川区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好入学的手续，便开始上课。进入课堂，发现我的年龄最老，同班的日本同学，都是二十多岁，而我已经三十九岁。当我想到，唐朝的义净三藏赴印度留学的时候，也是三十九岁，总算还有一点安慰。经过两个月我都听不太懂，那些教授都是那麼地亲切和蔼，日本的同学也很友善，有的能够把笔记借给我抄，有的每次上课之后，把他们的笔记复印一份送我。同时经朋友的介绍，我有了三位补习日文的老师，而且都是免费。其中一位最值得怀念的是立正大学专教中国语文文法的牛场真玄先生。他已七十来岁，所以退休在家，对於中国的佛教，常常想到要如何地反哺。因為，他知道日本受到佛教文化的恩泽极深，而日本佛教的源头是来自中国，日本佛教的大批汉文原典，也都是从中国请回。而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竟然凌虐中华民族，侵略中国的版图，所以他对中国的僧人，是抱著感恩和惭愧的心情，来照顾我们。每次去他府上补习，通常会招待我们茶点，乃至於中餐和晚餐。
　　
　　在我留学期间，还发生了另一个感人的故事，也是出於牛场先生的一手促成。那就是在一九七三年，他把印顺法师的《中国禪宗史》译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学，代為申请论文的博士学位，虽然跑腿的事，都是由我代劳，而接洽的事由他负责，他跟印顺法师并不认识，只是為了感谢中国，所以自动发心，就在那年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对於印顺法师虽然不算什麼，但对於佛教在国内和国际的地位而言，关係的确重大。对於我的感受也很重要，所以我為此事，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划时代的博士比丘〉寄给国内发表。
　　
　　我的日文程度，经过半年之后，就能勉强听懂，能做笔记，也能够在课堂上轮流担任讲读演习。到了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尽量地把该读的学分，修完四分之三。到第二年的上学期开始，我的学分只剩了四分之一，其餘的时间，可以让我好好地专写硕士论文。
　　
　　纵然我的外文程度太差，日文不好，英文不懂，第一年也选了梵文和藏文。可是，老师用日文讲梵文，听不懂日文，怎麼能听懂梵文？经过一年，我也弄通了初级的梵文文法，并且把一本基本梵文文法的课本，边学边译成中文，以备国内可以拿来作為教学之用。可惜，寄到臺湾的一家佛教杂誌连载了几期之后，由於主编人员的更动，加上梵文校对的麻烦，终止了刊载。再三追寻，那本原稿已不知去向了。而我自己的梵文程度还是很差，日文的写作能力也是很低。因此，我的指导教授，华严学的专家坂本幸男教授给我建议，中国人，年纪又大了，而且开始得晚了，要专攻印度佛教，不是不可能，但是花的时间可能要多些，最好还是选出中国佛教的题材来写。
　　
　　三、硕士论文
　　
　　坂本先生正好為我们讲解中国天臺宗的初祖慧思禪师的名著《大乘止观法门》。他在讲解之时，常常遇到「拦路的虎」，那些疑难，用日本人的解释法当然可以，因為我是中国人，所以常问我讲的对不对？或者乾脆问我应该怎麼讲。在中国，有关这部书的註解，当时我所知道的有三种：那就是1.宋代了然法师的《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2.明末蕅益大师的《大乘止观释要》，3.近代諦闲大师的《大乘止观述记》。而我自己正好手头就有一册《大乘止观述记》的印本，他问，我就答，虽然不是我自己的看法，他还觉得满意。我请教他硕士论文的论题，他没有意见。我问，如果就以「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為题，可好？他说：「好！」就这样，我在半年之间，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上半年，除了熟读《大乘止观法门》的原文、原著和它的有关之外，常常去东京都内佛教关係的大学，如东大、东洋、大正、驹泽、立正诸校的图书馆，查阅、抄录、影印相关的资料。我曾為了找寻明治时代，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旧杂誌，两度去东京郊外的成田山图书馆。说实在话，日本学者研究《大乘止观法门》的人太少，纵然有也只是几个短篇的论文。不过当我著手撰写之后，还是有不少的材料可让我差遣使用。我的硕士论文，一共分成三章：1.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2.大乘止观法门的真偽及其作者，3.大乘止观法门的基本思想。
　　
　　《大乘止观法门》这本书，在中国一向没有怀疑，它就是南岳慧思禪师的著作，可是到了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之间，日本天臺学者证真，就对这本书举出了许多理由，说它不像是出於慧思禪师的作品。后来也有好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是以证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而在中国，从来没有人提出类似的怀疑，我也不敢苟同证真的看法，并且提出反证。
　　
　　我写这篇论文，最大的收穫倒不是证明《大乘止观法门》是慧思禪师所作，而是学会了找资料、用资料、分别资料、取捨资料，然后写成丝丝入扣的论文。同时，我在第三章中，研究分析了大乘止观法门的思想基础和根源，让我比较深入地接触到了跟该书最有关係的六种经论：1.《如来藏经》，2.《胜鬘经》，3.《入楞伽经》，4.《佛性论》，5.《摄大乘论释》，6.《大乘起信论》。让我对於如来藏系统的思想和唯识的思想，摸到了一些门径。虽然，我在去日本之前，已经从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的著作裡，知道了印度的大乘佛教有三大系统：1.中观，2.唯识，3.如来藏。可是，没有经过自己分析考察和著作的经验，虽然读过，终还是浮光掠影。
　　
　　我的硕士论文写成之时，呈给指导教授看完，只有一句话：「内容很好，可惜文字不够日本化。」结果还是请了两位先生来帮我做了日文的润饰，那就是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另一位就是牛场真玄，最后交出之时坂本先生相当欢喜，说我在短短半年之中，能够赶出一篇十来万字的论文，总算很不容易。也正因為他的鼓励，加上东初老人要我把论文抄寄一份回臺湾，交给《海潮音》杂誌发表，可能他以為我是用中文写的。為了表示我没有在东京睡觉，而是真正在那边读书，所以在第二年的下半年，便把它翻成中文，陆续地寄回臺湾。一九七一年十月全书翻成，到了一九七九年，就由东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