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歷和写作

  　游歷和写作
　　
　　一、雪地留脚印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曾看过几部好日记，不仅看到作者的生活，也看到作者的思想、感情、人格。通过他们的观察、体验和文字的技巧，能够让读者进入作者的心灵世界，也可分享他们的生活情趣，既能让你获得知识，也能啟发你的智慧。跟著日记的笔触，与作者一同回忆过去，努力现在，寄望未来。那样的日记，就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有血有肉，也带著热泪，有苦有乐，也带著欢笑。可是这种作品并不多见。
　　
　　我是何许人也，自知是个没有文学基础的人，也不是很有思想的人，更不是像许多的文艺作家那样，富有奔放的感情。所以也不会写出很好的日记。
　　
　　可是，自从到日本留学开始，我每天仍写日记，只是仅仅简短的几行，比每天的生活流水帐还要简单。
　　
　　像那样备忘式的日记，如果没有打算要写回忆录，便是没有用处的，因此我也没有太重视它们，经过几番的搬运、迁移，多半已不见了它们的芳跡。
　　
　　可是，我写日记的习惯，还是继续地保持了下来，我把这样的日记比喻作雪地的脚印，当我记录的时候，非常地深刻而鲜明，那是我人生的经歷和生命的过程。过了之后，往往又觉得并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行走时，一步一脚印，步步分明，走过之后不久，脚印便被继续飘落的雪花淹没；否则到了融雪之后，脚印也不会存在。
　　
　　可是，倘若觉得我的脚印，能对他人纵然是暂时有益，我也会尽量地把它们写成文章向人报导，比如我在日本求学时代，留下了二十来篇报导性的文章；到了美国之后，凡是参加对外的活动以及初次经歷的访问活动，多半也会写成文章向臺湾的刊物报导。类似的作品，我也是叫它雪地的脚印，因為在漫天风雪的景况下，在野外留下的脚印，注意到它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大风雪中还能在野外向前迈进的人，绝不是要让人家知道自己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只要自己知道，為了既定的目标，必须冒雪赶路就好。
　　
　　我写报导文章及游记，多半也是以每天的简短日记為基础。我在写作的出发点上，只希望把自己所知的，也告诉人，而在实质上，写过之后，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若对经歷过的事、见过的人、看过的书、处身过的环境，不把它们写成文章，便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会成為真正的经验。所以只要时间许可，而且值得动笔来写的话，我就在事后把它们写成成篇的文章，乃至於成本的书，给自己做参考，向读者做报导。特别是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到一九九二年的现在為止，我已经出版了五册散文体裁的游记。
　　
　　二、阔别三十九年的故乡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阔别了三十九年之久的出生地中国大陆，当时，我并没有準备為此写任何文章，可是在访问十九天之后，回到侨居地的纽约之时，对於那一段的访问过程，久久縈绕脑际，总是挥之不去，所以执笔為文。本来只想写几千字，略抒胸中块垒，想不到开始写作之后，竟然欲罢不能，在数日之间成稿盈篋，而完成了一本书，於当年的十月，交给我们自己的东初出版社发行，名為《法源血源》。
　　
　　那本书，是从收到故乡俗家姪儿寄来的家书开始写起，然后沿著我回乡的路线写下去，我从臺湾经香港到北京，然后游歷长城、定陵、北京的法源寺、佛牙塔、雍和宫。然后到洛阳，访问龙门的石窟以及白马寺、少林寺，然后到西安，访问了兴教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雁塔、小雁塔。
　　
　　接著，从西安飞到上海，才见到了我俗家的亲人：三位老哥、一位老姊夫、大批的姪儿女和姪孙儿女。同时，重游我曾读过书的静安寺以及熟悉的玉佛寺与龙华寺。然后乘长江轮，回到南通的狼山，凭弔我往年出家的道场。
　　
　　就在附近，也去探望了我大姊的墓，然后才回到我童年时代的老家，长江南岸的常阴沙，在我父母以及祖父母的墓前，焚香、点烛、诵经、祈福，最后访问了镇江的金山江天寺，和先师东老人接法的道场焦山定慧寺。
　　
　　在我访问的过程中，以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僧，却在沿途，常常触景伤情，流了许多的眼泪，有的是往内流，有的是往外流，有的地方还是欲哭无泪。因我所到之处，是我国佛教的法脉源流，也是我生身的俗家的亲人的血源所在。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经过两千年的流传，真可谓源远流长。这一次我去大陆所到的白马寺，是汉朝留下来的佛教遗跡，所谓白马驮经的故事发生在汉明帝的时代。少林寺的歷史，是始於梁武帝时的菩提达摩面壁九年，已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兴教寺是唐玄奘三藏的埋骨之处。大兴善寺是唐玄宗时代，从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所谓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三位三藏法师的根据地。大慈恩寺是玄奘三藏翻译佛经的译经院所在。
　　
　　可是，当我去访问之时，仅见几位年迈的老僧，在照顾著庭园门户，他们是在為观光的旅客服务。这些老僧，在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都已被迫还俗，到了一九八○年之后，才又渐渐地被找回寺院。他们生活得非常艰苦，也没有弘扬佛法的自由，纵然有少数的青年出家，却又很少能够受到应受的教育。汉、魏、两晋、南北朝，乃至盛唐时代的佛教面貌，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当然看不到，就是神佛混杂民间信仰的佛教，也不普遍。
　　
　　我每到一处，都发现寺院分成两个部分：1.供给游览观光的园林部分，2.提供进香者拜佛的部分。其实，据他们自己说，今日到寺院参观的群眾之中，烧香拜佛的人，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至於我俗家的亲人，见面时虽然非常地热络，而且特别是几位老哥，无不是老泪纵横，涕泗滂沱，但是经过那麼多年的阔别，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跟我无异是南辕北辙，距离相当遥远；我能够体会他们的心声，他们则无法瞭解我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和说些什麼。他们只能够接受我在物质上的一些慰问，却很难认同我信仰上的支援。
　　
　　我跟几位老哥共处了三天，其中只有二哥一人，被我说动而开始念佛看经。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还是他们那个未出家以前的幼弟，其实我早已不是那一个人，他们也已经饱经沧桑几世為人，可惜他们却没有那样的感受和认识。
　　
　　当然，当我和他们同在父母的坟前祭祀之际，我们这一个家族的气氛，都是那样的凝聚和肃穆，大家听著我诵经念佛，他们老壮少的三代，计四、五十个人，都在鸦雀无声地倾听，看到我在诵完经后，默默地站在墓前流泪，他们也陪著我轻声地饮泣。在这样的场面，又使我感到，我的俗家亲人，毕竟还是亲人。
　　
　　因此，到了最后，他们把我送到上海机场，要和他们分别之时，我就有一种生离死别而把我送过了阴阳界的感受。其中一位姪儿，是我三哥的长男，经过几天的陪伴，已经把他对我的称呼，从最初叫我「爷叔」（上海话的叔叔），而学会了称呼我「圣严师父」了，这已使我感到不虚此行。故我把那一本游记，写到最后，就留下了这样的几句话：「这次大陆探亲之行，与其说是『归根』，毋寧说是回到了我血缘的源头及法缘的源头，做一次巡礼式的寻根访问。如果说我和我的俗家亲人都是鸟，我能远走高飞，他们却不能，我不忍说他们是一群关在笼中的鸟，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隻笼外的鸟，再怎麼高飞也无法飞离这个地球世界。」
　　
　　在那一本书出版后，相当受人欢迎，因為它是既富於感性也富於知性，应该是一本感性与知性交融调和的游记。到了第二年，一九八九年，还被推荐為嘉新文艺散文项目的候选作品之一。虽然没有得奖，能够列入候选，也表示已经受到文艺界的瞩目。
　　
　　三、我的西游记
　　
　　我在少年时代，阅读吴承恩的《西游记》，知道唐僧往西天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纵然有一位能够七十二变的猴王弟子齐天大圣，随身护法，还不免灾难连连。当时的我，既同情玄奘三藏的连番遇难，又喜欢孙悟空救难的精彩情节。看完八十一难，还希望有第八十二难，继续让我看下去。
　　
　　在我年龄稍长之时，阅读唐玄奘三藏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就觉得没有《西游记》那麼精彩了。不过他所记载的西域国土、民风、宗教、文化、地理环境，尤其对於当时佛教教团的分布以及弘化修学的活动，印象相当深刻。虽然那麼多的地名、人名、物名，都是用的音译，对我来讲，非常陌生，我还是把它耐心的读完。
　　
　　到了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我自己也去了一趟印度，那就是当年玄奘三藏所游的西域。不过玄奘西游印度诸国，歷尽游途艰险，费时十四个年头，而我这趟，若不乘飞机，即是坐巴士，仅仅花了十五天，所以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跟玄奘三藏的西游，相提并论。
　　
　　这一次西游印度的目的，纯粹是為了朝圣，因為在那一年的年初，我们的中华佛学研究所，开始了一个较大的计画，在臺北县金山乡，购得了一片山坡地，準备开发成為一个包括教育、文化、修行等多功能的世界佛教园区，因此而成立了「护法会」，来推动筹募建设的经费，并且群策群力，宣扬建设这个道场的理念。
　　
　　由於佛教发源於印度，而今日佛教乃至於明日的佛教，应该抖落迷信、消极和逃避现实的色彩，回归到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以他的智慧和慈悲，努力地净化我们这个忧患人间的本怀。所以把重要的僧俗干部们，组成了一共八十人的「印度及尼泊尔朝圣团」，巡礼释迦牟尼佛时代留下的遗跡，用以鼓励和激发我们这一个团体成员的求法、修法、护法、弘法之心。
　　
　　当我结束朝圣之行，回到美国之后，又想到了《西游记》和《大唐西域记》曾给我心灵的安慰、知识的啟发、信心的鼓励，就告诉自己：「这一趟虽然只有十五天的行程，也应该把它写下来，给自己和全体团员们温习信念，留下回忆。」结果，写成一书出版，名為《佛国之旅》。
　　
　　因為今日的尼泊尔，也是当年西域的一部分，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即位於现在尼泊尔的境内，而且是夹处於西藏及印度两个地区的紧邻。西藏佛教有的是从印度通过尼泊尔输入，目前藏传的佛教，还有一部分在尼泊尔境内，滋生繁衍。我们访问印度的路线，也以经过尼泊尔进入印度比较便利，所以我们这个朝圣团的第一站，就是尼泊尔的首都迦德满都。在那儿逗留了三天，顺便访问了当地的佛教遗跡和西藏系的喇嘛寺院。然后飞出尼泊尔盆地，进入印度，先到当年玄奘三藏曾经读过书、教过书、主持过辩论大会的那烂陀寺遗跡所在，接著访问了佛陀时代的名都「王舍城」，及其附近的「迦兰陀竹园」，然后是释迦牟尼佛宣说《法华经》的圣地「灵鷲山」，接著访问释迦牟尼成道处的「佛陀伽耶」大塔和佛陀在那儿成道的菩提树，然后访问了「婆罗奈斯」附近的佛陀涅槃场及其火化的遗跡。同时也欣赏到了难得一见的恆河日出的美景。接著访问佛陀成道后初转法轮并度五位比丘的「鹿野苑」遗址及其博物馆，跟著又折回尼泊尔，访问了佛陀的出生地──蓝毘尼园，再从尼泊尔进入印度，访问了佛陀时代另一个著名的精舍寺院──祇树给孤独园。
　　
　　朝圣的行程结束，為了要搭飞机，直飞美国及香港，所以到了现在印度政府所在地的新德里，并且参观了周边几个回教王朝时代留下来的古堡及有名的建筑物。
　　
　　我在这个行程中，既感恩，也感伤，同时感奋。因為能有佛陀出世，才有正法的传流，使得歷代以来无数的眾生，得到心灵的安慰、生活的以及信仰的依归，我们岂能不感恩？所以，在佛陀成道处的伽耶大塔之旁，竖有一根石柱，纪念佛陀因梵王请法而说法，我於那儿拜下之后，便感激得久久站不起来。
　　
　　当我见到竹园、祇园、灵鷲山、鹿野苑等，当年佛陀说法度眾之处，现在，却是一片荒芜，连残垣颓壁，都没有见到，只有象徵性地在地面铺了一些红砖，算是当年建筑物的基脚之外，什麼也没有。同时在新德里附近，见到几处回教王朝的寺院建筑材料，听说是从十多个佛教寺院拆卸而来；尤其见到许多被回教徒的军队砍了鼻子，挖了眼，割了耳，剁了手的石雕佛像，心中岂能不感到凄凉和悲伤，就是因為佛教徒本身人才的缺乏，加上回教由北方入侵印度，而使得佛教於十四、十五世纪之后就在印度灭亡，而且是彻底的灭亡。
　　
　　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元一九四五年）之后，从尼赫鲁先生担任了印度总理，他本人虽然是印度教徒，却能指示政府拨出专款，发掘并整理印度境内各处佛教的遗跡，成立佛教歷史遗物的博物馆，因此而使得散布於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们，兴起了去印度朝礼佛陀圣跡的热潮。特别是日本、锡兰、缅甸、泰国，以及西藏系的佛教徒们，常常结成一团一团地前往印度，做八大佛教圣地的巡礼。我们中国人，在那八大圣地也都有了寺院，虽然大陆去的人很少，臺湾和东南亚的华侨，朝圣的人数和次数也不能算多，而印度国内已经又恢復了佛教的活动，有了佛教徒的存在，则為事实。因此唤起了世界佛教徒们的共识：我们应该回到佛陀时代的佛教面貌才好。所以应该值得我们感奋！
　　
　　佛教，经过两千五百多年的流传，就像一株老藤，虽然它的老根已经被人铲除，但是它的支蔓，还是四处繁衍，甚至在支脉的彼此之间，由於分道扬鑣，而互不相识，视同陌路。如今幸而还有一个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的佛陀遗跡，可以让各支各派的佛教徒们，溯源寻根。这正好可给全世界的佛教徒们，取得共识，回归佛教的原点，然后统一彼此的理念，协调发展的脚步，迈向佛教整体化的明天。这也正是今天世界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我们这一次朝圣，因為每到一处，我都会事前，或者在当下，乃至事后，向随行的团员们介绍说明，例如：佛陀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什麼样的事，说过什麼样的话，让我们得到什麼样的啟示。这要比我在国内的讲堂上，讲经说法更有身歷其境的真实感。因為我们所见的景色，所走的地面，都可能是当时佛经裡所描写的，也都可能是当时佛陀和罗汉弟子们的生活环境和走过的地面。我们走在那些地方，等於是踏著佛陀的脚步，向菩萨之道及成佛之道迈进。
　　
　　因此，所到之处几乎都有许多的人感动得痛哭流涕，特别是佛陀成道的伽耶地方，距离他初转法轮度五比丘的鹿野苑，要经过几百公里的徒步跋涉，只是為了要度五个人。然后，经过四十九年，勤苦摄化，遍游诸国，直到将要入灭之际，又从南方毘舍离的大林精舍，向北方的拘尸那罗城，徒步游化，一程又一程，经过每一个村落，都停下脚来，利用息脚的时间，向沿途村民说法。到了拘尸那罗城外的峯罗树林，已经非常疲累，还要為眾说法。最后於临欲涅槃时，尚有一个老婆罗门须跋陀罗，是位聪明多智的五通仙人，寿高一百二十，赶来请佛开示，使他立证阿罗汉果，那就是佛陀最后的弟子。到此為止，佛陀才闭上眼睛，进入无餘涅槃，他的色身才向我们这个人间告别。我们朝圣团的许多团员，每於一处听完我的说明，都会默然饮泣。
　　
　　这一趟印度的朝圣之行，成效要比我在臺湾做两年的弘法演讲，还更有用。使得大家获得了我们要建设法鼓山的信念。嗣后我们也有了如下的四条共识：
　　
　　理念：「提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
　　
　　精神：「奉献我们自己，成就社会大眾。」
　　
　　方针：「回归佛陀本怀，推动世界净化。」
　　
　　方法：「提倡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
　　
　　四、我是开鑛工人
　　
　　从佛法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宝藏，每一个人的智慧福德，都与诸佛相同，无欠无缺。只是已经开发了宝藏的人，称為诸佛，尚未开发宝藏的人，称為眾生。所以《宝性论》要用「真金在鑛」和「地藏珍宝」，来勉励我们不可以小视自己而自暴自弃，应该积极的努力来开採各自本来拥有而被埋藏起来的宝藏。
　　
　　《法华经》形容佛陀说法，叫作「开示」。也就是帮助眾生开迷闷的烦恼罗网，展示每一个眾生本有的宝藏，那就叫作「示佛知见」，也就是「开佛智慧」。有真智慧必有真福德，福与慧是一体的两面，相辅相成。不过智慧虽然人人本具，仍得以佛法来开示。以演说佛法，来开啟眾生的福智宝藏，佛法如开鑛的工具，说法者则像用这个工具来开鑛的工人。
　　
　　我自己没有任何发明，只是从佛法学到了一点菩提心，所以有愿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眾生，我也只是用佛法為器具而开採自己的鑛藏，同时协助他人开鑛的一个工人。
　　
　　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金玉在鑛，如你不具专业知识，根本不知道是金是玉，何况能够使之成器。这在佛教来说，眾生需要「化导」，以社会的一般用语而言，人人需要「教育」。在我们法鼓山的共识中，有这样的两句话：「提倡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我们的教育，应该从入胎开始，就要接受父母亲实施的胎教，出生之后，则从婴儿期起，经过童年、少年、青年等各阶段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人的长青教育。其中每一个段落的彼此之间，都应该衔接起来，能够执行这项任务，作為沟通联繫协调和指导的，应该是宗教教育。
　　
　　基於这样的理念，我们来建设佛教园区，它的地理位置虽是在臺湾省臺北县北海沿岸金山乡的一个山坡地带，它所关怀的范围，则是无远弗届的全体人类。所以，人人都有宝藏，推动法鼓山共识的人，都是鑛工，也都是鑛主，彼此互助，同心协力，来开发心灵的宝藏，丰富幸福的资源。
　　
　　因此我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寻得那片土地之后，直到一九九○年十二月所完成的一部游记，命為《金山有鑛》。其中有一节，就是叫作〈探鑛寻宝〉。而我所做的宗教、文化、教育、社会等的各项工作，都是提供有缘的人士，来冶金开鑛，然后把他们自己炼成的纯金和美玉，分享给我们的社会大眾。
　　
　　我為了建设法鼓山的目标，不论在硬体的物质建筑，和软体的资源开发，向各方面去寻求参考，都相当用心。在為求得建筑方面的参考，我曾於一九九一年春天，邀请了跟建设法鼓山相关的重要干部及专业人员，连我共计十三个人，用了二十天的时间，访问了中国大陆河北、山西、甘肃的三个省。考察了自唐、宋、辽、金，以迄明、清的中国古代寺院建筑。
　　
　　我们访问了北京潭柘寺、戒坛寺、颐和园、故宫，房山的石经，太原的崇善寺，五臺山的唐朝建筑南禪寺，辽代的建筑佛光寺，以及五臺山现有的明、清建筑各寺院。然后到了大同的云岗，参观石窟建筑，以及辽代的古建筑善化寺及上下华严寺。接著飞到甘肃的敦煌，参观了莫高窟千佛洞的绘画及雕刻艺术，同时也参观了同属甘肃省的麦积山石窟，那儿是北魏的雕塑艺术及石窟建筑。也去访问了位於甘肃南方的汉地藏传佛教两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我们在北京，还特地去参观了由现代世界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一路上让我得到很多的啟发，所以在结束访问离开大陆之后，就在当年的十二月，完成了另一部游记《火宅清凉》，它的副题是﹁中国佛教艺术之旅﹂，因為这一次的考察旅行，除了建筑艺术，还有绘画、音乐、雕塑、石经等各种佛教艺术。
　　
　　中国古代的佛教艺术品，能够保持得比较完整的是在北方和西北方，那是由於自然的气候乾燥，陆上交通的不便，所以还能侥倖地保留了下来。
　　
　　经过考察与思考，我对於法鼓山硬体建筑所抱的理念，曾在《火宅清凉》的第十五篇中，提到了如下的三点看法：1.要站在现代人的立足点上，一方面回顾歷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展望未来文化的带动创新，这也就是中国人一向主张的继往开来，承先啟后。既不可忘掉过去，也不能不想到未来，而且现在就是现在。2.要保持建筑地的原有地貌，不可移山填壑，并且珍惜原有的资源，如溪流、活泉乃至於原生的一草一木。3.在基本的安全设施及美观实用的范围内，尽量做到技术和建材的现代化，以及形像顏色的本土化。
　　
　　我跟我们的建筑设计师陈柏森居士，都有共识：我们这一座法鼓山的建筑物在外观上要使人觉得那是从地面生长出来的原生物，而不是硬生生地强力加建在山坡上的，它的色彩应该与当地的环境相得益彰，彼此互為宾主。当人们生活在这些建筑内之时，要有置身於自然的感受。当然，目前还在策画阶段，将来究竟会是什麼样子，尚不太清楚，但愿我们的想法能够成為事实。
　　
　　当我发起了法鼓山的建设活动之后，我本人的对外活动，就更加频繁了，主动及被动所建立的关係，从国内到国际的，由东方到西方的，越来越多。每一种关係的建立，都需要付出时间和心力，佛教主张「结缘」，世间讲求「互惠」，人家参与我们，我们也必须关怀人家；人家支援我们，我们也需要照顾人家。否则若仅是单向的供求，便不会维持长久，也违背了佛法化世的精神。
　　
　　因此，当我访问中国大陆之后，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又开始了另一段落的万里游化，在东方，我到了香港和臺湾，在西方，到了美国的夏威夷州、科罗拉多州、纽约州、康州、纽泽西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州、乔治亚州，同时也到了北美的加拿大，中南美的哥斯大黎加，最远的也去了一趟英国的伦敦及威尔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又於一九九二年的十月，完成了一部游记，名為《东西南北》。
　　
　　一九九二年的八月四日至十日期间，我為了考察日本佛教的寺院建筑、大学的校舍建筑，以及与此相关的硬软体设计和设施，到日本的东京及京都，访问了一週。又於十月的中旬，去了欧洲的捷克和比利时，访问了两所大学。十月的下旬，以十天的时间，又访问了美国中西部及东部七个州的九所大学，做了十四场演讲。看样子另一本游记到今年年底也可以写成了。
　　
　　撰写游记，应该不是我的本行，但是為我的行踪留下记录，学取古人的经验，吸取他人的智慧，落实於现在，展望未来，对自己的责任做交代，给读者提供相关的消息，於是乐此不倦地一直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