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与阿含

  　戒律与阿含
　　
　　一、戒律学并不难
　　
　　我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十月的下旬，回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的东初老人座前，只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辞去了《人生》月刊的编务，便向东初老人告假，準备到臺湾的南部山中，阅读藏经，他老人家虽然不希望我走，可是，也没有办法留下我，当我向他顶礼告假之时，他却非常地愉快，做了简短的开示，同时赐了我一叠钞票，以备我在山中零用。
　　
　　我所去的地方，是一个交通非常不便，物质条件相当落后，而却又是风光綺丽的地方，那就是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那座山的名称，俗称「尖山」，寺院大眾则称它為「大雄山」。寺的名称叫「大雄山朝元寺」。那儿只有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和尚，以及几位比丘尼和优婆夷。因為交通不便，不是香火的地方，也不是经懺道场，而是靠寺院住眾种植麻竹和荔枝，正是一个农禪的家风，所以非常安静，不过现在已经成了高雄观光的重点之一，叫作「黄蝶翠谷」。当时一个月之中，难得有几个人上山去拜佛，这是我的大福报，虽然曾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钱买牙刷、牙膏、肥皂，乃至写信向外联络的邮票都没有一张。好在，山中冬暖夏凉，而春秋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日子过得很快，也非常安乐，真所谓「山中无岁月」，但又是夜夜是满月，日日是好日。那一段时日，使我直到现在都非常地怀念，在我的生命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在那儿，修养身心，调整身心。我先拜大悲懺，后拜弥陀懺，再拜《法华经》，除了早、晚的课诵，也有早、晚的禪坐，而打坐的时间比较多。
　　
　　不过，我没有中止阅读，也没有停止写作，由於在戒场的感受，所以发愿先看律藏，「朝元寺」正好也向中华佛教文化馆请购了一部影印的《大藏经》，它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大册都是属於律部，又由我的几位戒兄陆续地寄给我好几种难於求得的单行本律学的著作，全為《大藏经》律部未收者。特别是净空戒兄借我看了《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使我在浩瀚的律藏之中，痛快地游泳了一番。
　　
　　首先我就写了两篇文章，就是后来收入《佛教文化与文学》之中的1.〈优婆塞戒经读后──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萨〉，这是写於一九六一年的六月；2.〈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写於一九六二年的三月，当时我对於菩萨戒就有这样的看法：「《瓔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但其必将由於他曾受过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家弟子们，均能发最上心，求受菩萨戒。」（《佛教文化与文学》初版，一四四─一四五页）。
　　
　　这样的思想，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改变。中国的佛教号称大乘，也就是菩萨乘。信仰大乘佛教，修学成佛之道，必须通过菩萨的阶段。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是从菩萨行开始，如果不受菩萨戒，则是非常矛盾的事。
　　
　　对於弘一大师的律学思想，我也有看法：「自古高德立言，往往都是述而不作，这是表示对於立言态度的谨严，也是对於圣教的尊重，所以弘一大师的著述中，每以整理為主，说明為辅，而未达到弘扬介绍的目的……在万不得已时，才略添自己的意见，予以说明。但他治律，虽以遵古為本，但又不落泥古的迂腐，这是最最难能做到，也是最最难能可贵的事。」
　　
　　我读任何书，非常重视对於资料的运用和正确的说明，但也留心文章的作者，对於他所表达的意见，能否温故知新，指出同异，又能导入一个使人有合理遵循的原则和方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既不是食古不化，也不是自说自话。
　　
　　任何学问，都是熟能成巧，否则就是隔行如隔山，我并不是对於戒律有那麼大的兴趣，因為人人都说它难懂，所以我才尝试著去懂它。当我最初打开大部的律藏，先读律论，然后看诸部广律，而所谓诸部广律是指：《五分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等。它们都动輒是三十卷、四十卷、五十卷、六十卷，部帙浩繁、内容繁杂、名词陌生、叙事琐碎，可是当我看律的时候已先把一本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戒相、条文背熟，然后一部律一部律，对读下去。我是以《四分律》為基準，然后把其他的诸部来相互对照，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多少出入。当时，我虽不懂梵文，那些由梵文音译的戒律名相，经过对读，和通盘地考察、过滤之后，就知道那些名相是在表达什麼，代表著什麼，有什麼作用。无非是人名、地名、物名和事相名。当然也有為了表达一语多义而用音译，可是并没有像密教所传的那样，因為祕密不可说而用音译。至於律中看来非常繁琐的规定和轨则，如果把它归纳為一种生活的方式，从个人的到团体的、从寺内的到寺外的、从观念的到行动的，贯串起来看，也只不过是我们僧团的日常生活中，身边和手边发生的事而已。不过，要具备一种心态，那就是不要以生活在现代环境的我们来看律藏，而要把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从歷史上倒退两千五百多年，也生活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僧团之中，每次都跟他们起居作息，那你就觉得是很平常的事了。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世面的乡下少年，一旦送入一所非常现代化的学府求学一样，最初是不习惯，渐渐自然而然地也被同化。所以我说戒律学不难。
　　
　　二、适合时代的戒律
　　
　　我从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在高雄山中把当时我能够蒐集到的有关戒律学的著作全部读过，若干重要的律书，则读了两遍到三遍，边读也边写笔记，并且分类地逐篇整理，最初我并没有计画要写成一本怎样有系统的律学著作，只是有了想写的动机。由於我向南洋的《无尽灯》月刊投稿，发表了一篇有关戒律的文章，受到该刊的负责人竺摩长老的鼓励，辗转地捎来十元美金，并说将要為那篇文章印成小册流通，接著又得到更进一步的慨诺：当我写成戒律学的专著时，若我无力出版，他愿资助印费。也许是由於得到这样的鼓励，我就一篇一篇地写了下来。到了一九六五年，便累积成书，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那就是长达十九万言的《戒律学纲要》。
　　
　　该书共分七篇，依次是〈绪论〉、〈皈依三宝〉、〈五戒十善〉、〈八关戒斋〉、〈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纲要〉、〈菩萨戒纲要〉。这是一本怎样性质的书呢？我在该书的〈自序〉中，有如下的几句话：
　　
　　「我是试著做復活戒律的工作，而不是食古不化地说教。当然，我的目的，虽求通俗，但在尽可能不使读者厌烦的情形下，仍将戒律学上各种主要问题，做了应做的介绍和疏导。所以本书也徵引了各部律典及古德註疏的重要资料，并且尽量註明出处，以便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参考；唯恐读者对於书中所引原文以及若干专有名词的隔阂不解，故也适度地採用夹註号加註说明，本书的性质，是通俗的，是研究的，更是实用的。」
　　
　　以往凡是研究戒律的人，都会坚持他们宗派门户的立场，直到近代的弘一大师也不例外，而我写这本书，只是在介绍佛的戒律，我没有想到我是不是南山律师道宣《四分律》的传承者。我不敢说对戒律学含英咀华，但是我总尽力地保持没有立场的立场，来把释迦牟尼佛所制的戒律精神和目标凸显出来，介绍给现代社会的人，让他们懂得，而且愿意接受著去用，所以在我的〈自序〉中，也说道：「从大体上说，本书有受蕅益及弘一两位大师的很多影响，但并没有全走他们的路线，乃至也没有完全站在南山宗的立场。」
　　
　　由於我这一本《戒律学纲要》的出版，有不少人因此而发心皈依，或发心出家，或发心受菩萨戒。而且被几个佛学院採為课堂的教材，大陆南京金陵刻经处，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另外值得一提的，以往凡是研究戒律必定被称為律师，他们自己也以律师自居。可是，在明末的蕅益、莲池两位大师，也有关於律学的著作，却未被视為律师，而我自己虽然研究戒律，既没有自己觉得是律师，也没有被人家公认為律师。我只是根据佛的制度，作為一个出家的比丘，至少应该知道我们的生活轨范是什麼，瞭解戒律的「开、遮、持、犯」，这是出家人都应该具备的常识。
　　
　　三、《阿含经》是佛法的基础
　　
　　我在研究戒律的同时，发现也必须要通达《阿含经》，所谓五部的戒律是属於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弟子们各自分化一方，由於印度的语言复杂，民族背景不同，所以要适应每个地区不同的环境分类传播佛法，就自然形成了所谓部派佛教的事实，每一个部派都有他们自己传承的戒律和经典，当时印度有十八或二十多个部派，照道理应该就有那麼多不同的戒律学和不同的阿含学。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戒律学的四律五论，而《阿含经》也只有四种。
　　
　　我看《阿含经》的动机，有两点：1.戒律中常常把「正法律」三个字连用，又说「毘尼住世，正法住世」，也就是说佛法和戒律是不能够分家的，而《阿含经》明法，《毘尼》明律，非常明显。正法也是正律。正法是对邪法而讲，正律是对邪律而言。在律中有法，法中有律，例如律宗常说：「少欲知足，知惭愧。」那实际上就是一种佛法。在佛法中所说：「正语、正命、正业」实际上就是戒律，因此，我在探讨戒律的同时，也勤读《阿含经》，那就是《大正藏》的第一、二的两大本。所谓《四阿含经》是指：《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2.我看了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就是把《阿含经》的内容用他自己的组织法，分门别类，很有层次性地介绍出来。他所谓的佛法，在《阿含经》之中已经全部都有了，以后大乘佛教的思想发展也都是根据《阿含经》而来，不像一般学者编写的佛教概论和佛学概论，则将大小乘佛教分开，而又分宗、分派、分系来介绍那样。
　　
　　当我阅读《阿含经》之际，做了不少的卡片，我是把同类的名词、同类性质的观念把它集中编录。例如同一个名词、同一个观念，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作用，所谓「同类异义」，也有「异类同义」的，譬如说罗汉的禪定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叙述，综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全盘的印象，而且能够告诉你，那个是重点所在。比如对於「三宝」的解释和「僧宝」的意义，以及皈依僧宝究竟是皈依什麼，这可以在不同的出处出现，而让我们得到最后的结论。当然像这样的卡片製作起来，只有我自己能用，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读书的方法和做笔记的技术，这样的作法，好像是在為《阿含经》做索引编辞典，其实不太一样，让我自己用自然很好，若让他人用，根本不是辞典。
　　
　　因為当时没有想到要把研究《阿含经》的心得写成一本专书，所以那一堆笔记常常跟著我到处流浪，但是跟著我也有好处，当我要思索某一些佛法的问题之时，除了查字典、查原典，而我的笔记也是最好用的一种原始资料。
　　
　　在一九六三及六四年之间，臺中《菩提树》杂誌的朱斐居士，常常向我要稿。那是一本通俗的刊物。為了把正确的佛法和真正的佛教介绍给社会人士，所以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答问方式，写出简短的散文，来向大眾澄清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正信。先后写了两年，一共有七十个题目，我的根据主要就是《阿含经》。后来到一九六五年元月，也同样交给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发行，书名即為《正信的佛教》，当时我在〈自序〉中有这样的说明：「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虽已有一千九百年的歷史，中国的整个文化，也都接受了佛教文化的薰陶，佛教的根本精神，却因民间固有的习俗加上神道怪诞的传说而湮没。故到晚近以来，许多略具新知的人们，竟把佛教看作充满了牛鬼蛇神的低级迷信……因此，促使我根据个人的研究所得，配合时代思想的要求，并参考了太虚大师及印顺法师的一部分见解，想到了七十个看来浅显而实际重要的问题……。」
　　
　　这一本书现在已成為佛教界的畅销读物，它的发行数量，超过一百万册以上，它的发行地区，遍及臺湾不说，还到香港、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凡是有华人佛教徒所在之地，几乎就可以看到这一本书，连同中国大陆，也在一九八○年以来不断地用简体字印刷流通，可见《阿含经》对我的帮助，也增加了我对佛法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