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

  　东方和西方

　　一、完成了博士论文

　　一九七五年元月，我把博士论文，向立正大学大学院的办公室提出而被接受，能否通过不知道。那是亲自用钢笔，笔笔不苟地誊清在每页五百字标準规格的稿纸上，共计将近一千页，装订成為三大本，一共影印了好多份，分送给论文审查会议每位相关的教授。审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教授会议裡推选出适当的专家三到五人，专案审查，然后在大学院（研究所）的文学院、东洋史、佛教学和日莲宗宗学的全体教授给予口试通过。另外一种属於责任制，由正副指导教授签名推荐证明这篇论文已有申请博士学位的水準，然后再经过全体教授会议的通过。我是被指定為第二种方式。因為在日本，指导教授对於所指导的论文是负全责的，如果水準不够的论文而被证明通过，对於那位指导教授便非常不利。他们也很爱惜羽毛，不会随便点头说好。因此一旦被指导教授推荐证明，就算是已经通过了。尤其像我的正指导教授，前后有两位，坂本幸男和金仓圆照，都是当时日本学术界权威性的长老，而金仓圆照博士，也是日本学士院的会员，已经被承认為日本国家的文化财，乃是国宝级的人物。他曾经担任过国立东北大学的校长，他的专长是印度的外道哲学。但是在他的著作和译著中，却有不少是有关於中国佛教的文献。我的副指导教授野村耀昌博士，是中国佛学的专家，著作有十多种，他们两人都对我的论文有相当高的评价。那份审查报告书的初稿，是由野村博士起草，当金仓博士看完之后，又加上了更多、更强调的嘉评，这在野村先生看来也觉得意外，因為金仓先生的治学态度一向谨严，能够对我如此，这是我的殊荣。

　　同年的二月十二日上午，整个大学院的气氛有些紧张，我的同学们、老师们，看到我时，好像是都在為我祈祷，因為有二十来位教授要给我的论文做口试，连金仓和野村两位指导教授也有点紧张，因為立正大学也跟一般的大学类似，院系不同，难免会有隔阂，意见亦有出入，就是在同一部系之中的几位教授，也有由於出身的学校和研究范围的不同，或隐或显地有些你是我非、我是你非的派系现象。特别是為了争取行政主管领导地位的权力倾轧，也不是没有。在口试的会议上，只要有几位教授说「不」，那就有得麻烦。所幸我是中国人，也从来没加入他们的派系，因此当我进入论文审查会的会场，出乎意外地，他们并没有问我问题，接著主席就宣布说：「大家对於张样的论文，有意见吗？」发现没有人要讲话，后来就以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主席宣布全数通过。当时最高兴的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两位指导教授，马上站起来向大家道谢。接著由主席向我道贺，审查会议就此结束。这项论文口试的会议，竟是如此顺利。

　　这篇论文，我写得并不痛苦，却很辛苦，花费的时间相当多，被我麻烦的人也不少。每隔一週，拿著我写好的稿子轮流地去拜访两位指导教授，面对面地对读，经过三易原稿，花掉两位教授的时间相当可观。每次到他们的府上一坐就是半天，害得两位老教授的夫人忙著倒茶、送点心，有时还到外边叫了寿司让我过午，请我晚餐。经过两年的时间，我已经等於成了他们家裡的一分子，见面的机会比他们自己的亲儿女还多，无怪乎在日本的大学院，博士及硕士班的学生与教授之间，真正被承认有师生关係的，仅仅是论文的指导者和被指导者。

　　另外，為了我的论文日文文字的润饰，也麻烦了好多位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一共七位，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其中的桐谷征一先生，帮忙最多，不仅将整部论文校读修正，还帮助我在组织结构文字观点上的改进，也因此而陪我去箱根风景区日莲宗关係的度假中心，享受了三天的半价优待；我们两人就关在房间裡整整三天。我们不是去欣赏风光，而是去逃避东京的尘嚣。那三天之中，除了吃饭、喝水、睡觉，没有电话，不看电视、报纸，也没有任何事的打扰，就专心一意地来看我的论文。想想看，一部四十多万字的论文，就是看一遍都已够麻烦的了，何况还要逐句逐章地校正和修改，像这样的朋友要到那裡去找？

　　此后，过了一个月又五天，在同年的三月十七日上午，我在立正大学的校长菅谷正贯博士的办公室，约了我的两位指导教授以及学校裡的几位高级行政人员和大学院的秘书，举行了一个茶会，每人一份蛋糕，一杯咖啡，吃过之后就举行颁授「学位记」（授博士学位证书），从此我的头衔就变成了「文学博士张圣严」。校长没有讲什麼话，只是宣读了学位记的内容，最后说了一声：「恭喜！」把一张文凭交到我的手上，大家鼓掌之后，典礼就算完成。看来当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一点也不神气，既没有盛大的典礼，也没有博士袍和博士帽穿戴，到了任何场合的仪典之中，谁也不知道你拥有文学博士的身分。我早已知道这一点，所以当天我是以一个比丘的姿态，盛装出席，整整齐齐地穿上我的僧袍，披上我的袈裟，以表示对於三宝的感恩和对比丘身分的珍惜。典礼结束之后，看到校长室内掛著一幅日莲宗的创始祖，日莲上人画像，便深深地向他拜了三拜，感恩在他宗派门下所设的学府，完成了这项最高的学位。

　　在日本，当时还没有哲学博士，只有文学博士。凡是研究歷史、宗教、文学、哲学的，都颁授文学博士，而在所有的博士学位中，以文学博士最难。在他们日本人，总是需要读完博士课程之后十年至二十年，才能获得这项学位。在他们的观点，博士学位，表示已经到达这位学者治学成绩的最高点，所谓登峯造极，才能够有这项荣誉。我能够在四年的博士课程之内，就提出论文，而且获得学位，这不仅在立正大学没有前例，就是在日本全国也没有发生过，所以这项荣誉得来不易。

　　二、我成了海外学人

　　博士学位的文凭到手之后，照道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可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完成，那就是要把论文在日本出版。因此，我必须在东京继续留下，一边张罗出版的经费，同时接洽出版的公司。因為，在日本要出版类似的学位论文，通常可以向文部省申请出版补助费，否则没有出版商敢於接受。学位的论文，除了专家学者及学校图书馆收藏之外，不会有多少销路。到了四月，终於接洽好东京山喜房佛书林，跟它的负责人浅地康平氏谈妥，出版五百册，我必须买下其中的一半。它的订价是每册日币八千五百圆，打七折，结果我付了他一百五十万日圆。这一笔钱是从我歷年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加上美国沉家楨居士及他的好友沉嘉英先生，还有臺湾的南亭法师也帮了我一些。可见，书中不仅没有黄金屋，读书写书做乞丐，要出书得化缘。那一阵子，我经常要去出版社，看我正待出世的婴儿，日本出版社出书的水準很高，要求相当认真，那本论文总共经过三次的校对，而那一份校对的工作，也不轻鬆，因為我书中所用的繁体汉字特别多，有些还是古字的原文，不能更改，所以旷日费时，经过半年的时间，直到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才真正地出版问世。

　　在我出版论文的阶段，应我国政府之邀，回到臺湾出席了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简称「国建会」。那是因為在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首先向我国政府驻日代表马树礼先生报告，马代表因此而在三月二十九日，特假东京六本木的中国餐馆「随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不久便收到了教育部、青年辅导委员会、青年救国团等三个单位联合邀请的函件，徵询我的意见，能不能回国出席会议。就这样我便成了一九七五年被政府邀请回国出席国建会议的一百二十位海外学人中的一员。

　　在我的心理上，始终以為自己是一个和尚，怎麼在短短的几天之中就变成了文学博士，又是海外学人？当时我的感想是：政府对於在国外养成的人才相当重视，古人读书有所谓「书生报国」的遗训，也有「衣锦还乡」的荣耀，而对於我这样一个僧侣身分的人来说，个人的荣誉，不足轻重，对国家及佛教的责任，还是有的。尤其在我之前赴日本攻读佛学课程的僧尼，得到了学士及硕士学位回臺湾，进入高商教书，均不受政府的承认。如今既是教育部等政府单位，邀我回国，应该算是我的学位资格，已被政府接受，所以欣然应邀，便於那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回到臺北，向大会接待处报到。

　　在这次会议中，让我接触到了不少知名国际的海外学者，像《人子》和《未央歌》的作者鹿桥、张其昀先生的公子张镜湖博士、夏威夷大学的罗锦棠博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吴兴鏞博士、佛罗里达大学的祝咸仁博士、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黄崑巖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钱熙博士、加州大学的吴允祥、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张鹤琴、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杨景华、纽约市立大学的翟文伯、波士顿大学的廖昭雄、德拉瓦州立大学的刘岱、西班牙国立拉固拉大学的陆锦林等，跟我交谈较多，而对佛教与佛学都表示有兴趣；其中有几位，在会后还保持联繫，他们每次到臺湾，还会给我电话。在会议中也让我接触到，并且认识到好多位政府的高层官员，例如当时的总统严家淦先生、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教育部长蒋彦士先生、青年救国团主任李焕先生、青辅会主任委员潘振球先生、青辅会的执行秘书姚舜先生、省主席谢东閔先生等。其中特别是教育部次长陈履安先生，还把我请到他家，约了几位他的好友，做了一个晚上轻鬆的交谈，焦点集中在佛学与学佛的问题。

　　我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案子，而且是大会主席顾培慕博士指定要我发言，因而使得电视臺的镜头，都对準著我。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是：1.宗教教育应纳入大学的教育系统，2.社会教育应注意风化区的整顿和黑社会的疏导，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当并行发展。

　　其实这一次的会议，我贡献的少而获得的多。一个和尚以海外学人的身分，在国内的电视及报纸等媒体，一连出现了几天，使得国人对於僧尼的观感，焕然一新，对於佛教的形象，也是一大转捩。

　　不过佛教界对我的反应，分成两个极端：若干居士认為僧中出了一位博士，而且是海外学人，佛教可以「出头天」了。另外一类人士则说：做了和尚还弄一个博士的虚名，有什麼用呢？他回来会搞什麼名堂！大家倒要小心点了。所以，除了东初老人及少数长老法师和老居士们，对我的回国，表现得相当热忱之外，一般而言，都持观望的态度。

　　事实上，我在那个阶段，能做的不多，正像当时有一位我在上海读佛学院时代的同学，写信对我说的那样：「你老兄是在国外学会了驾驶技术，也考到了驾驶执照，可惜我们国内，没有汽车让你开，奈何！」虽然我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希望我回国办教育，那又谈何容易，因我根本不知道要从那儿著手！

　　所以在会期结束不久，我又返回了东京。正好美国的沉家楨先生，邀请我赴美国弘法讲学，就以这样的因缘，我便在当年的十二月十日，离开了东京，就到了美国。

　　三、现实让我改了行

　　侨居在美国东海岸的沉家楨先生，原来是一位航业界的鉅子，所以跟东方航运公司的董浩云先生关係也很好，因此，我的大批图书，也由该公司免费从东京运到纽约。不过沉先生公司的船隻，都是走的美国国内航线。由於他篤信了佛教，虔诚地护持，我在东京求学时，从瑞士转来的奖学金，也可能就是出於他的支援，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明白的承认，但是我想，除了沉先生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在资助我之前，他也曾经赞助过另一位已经还俗了的僧人去留学日本，可惜没有学成。

　　沉先生给我的邀请函，是由他所组成的美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出面，原先我希望进入他设於长岛纽约大学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再做几年的研究，不过依沉先生的想法：出家人应该住於寺院。而当时的美国佛教会也需要有人来推动法务，所以把我安排在该会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

　　说来也真荒谬，我在七年前，听不懂日文就去了日本，现在不懂英文而到了美国。因此，一到纽约住定之后，沉先生就把我送进了语言学校，每天四个小时，每週五天，為我安排的是个别指导老师，每小时十四块美金，连续读了半年，换了三个学校，然后又陆陆续续地补习了半年，花掉了沉先生不少的钱。不过真是被沉先生说中了：「人过四十岁，才从头开始学另一种外国语文，比较困难。」后来虽然我把我的一位英文老师，变成了跟我学禪的学生，经常义务地做我的英文家教，而我直到现在，依旧没有把英文学好。可以看，看得很慢；可以听，有时需要人家再说一遍；可以讲，词汇不够多；也可以写，必须拜託他人修正。

　　不过，我没有把英文学好的原因很多，到了美国，寺院的生活、寺务的行政、信徒的接引，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复习，加上美国佛教会的成员，多是华人，常用华语，没有练习英语的机会。尤其从一九七八年以后，每三个月，我必须回到臺湾一次，住了三个月，再回美国时，已把所学的英文遗忘得差不多了。

　　再进入美国，慢慢又有了一些进步，再次回到臺湾时，又把它们忘了不少。还有一项因素，是我的美国弟子之中，有人会讲中国话，中国弟子之中，又有非常好的英语人才，结果，美国人跟我讲华语，中国人把我的华语译成英文，我就不太需要讲英语了。

　　在大觉寺一共住了不到两年，為了接触西方人，接引西方人，而把佛法传播到西方人的社会去的目的，仅仅用口头说，是没有吸引力的。美国人重实际，求速效，最好的办法是要他们修密持咒、学禪打坐，直到现在，美国的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还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禪為主流，东南亚的佛教，也是用Vipassana的观法，在西方受到欢迎，因此，我也用我在中国大陆和臺湾山中所用所学的禪修方法，以及在日本所见的禪修形式，在美国开始向西方人传授禪的观念和打坐的方法。就这样，我便从一位新出道的文学博士，变成了传授禪法的禪师。如此快速地改行，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

　　四、禪师．学者．教育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臺湾过世，接到越洋电话后，立即从美国赶回臺湾，料理他的后事，也就奉他的遗命，继承他的道场，成了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此后，我就在美国和臺湾，两地奔波，东西兼顾。

　　我在纽约也成立了禪中心，成员中以西方人為主，华人较少，我陆续地举办了好多次定期禪修活动的「禪七」。為了授课的需要，编成了一本小书《禪的体验》，内容包括禪的源流、入门方法、禪风的演变、悟境和魔境等，向跟我学禪的人，指出正确的观念和安全的方法。这是我写作有关禪学的第一本书。接著由於我的禪七开示，平时的授课，陆续地被整理成文，便相继出版了两种英文的定期刊物：1.Ch'an Magazine《禪杂誌》季刊，2.Ch'an Newsletter《禪通讯》月刊。到一九九二年年底為止，《禪杂誌》已经发行到五十八期，《禪通讯》也发行到九十六期。发行的地域相当辽阔，包括美洲、亚洲、欧洲、非洲、澳洲，共三十六个国家地区，所以在禪修道场的世界地图上，我们纽约的禪中心，已经是一个眾所周知的据点。同时，我们从一九八二年开始，设立英文的禪学著作出版社，叫Dharma Drum Publication（法鼓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讲录，到今（一九九二）年底，已有八种，并在英国伦敦的Element出版公司，也為我出版了一本禪七的讲录。使我难以相信的，是义大利的罗马，有一个出版社Ubaldini Editore-Roma，把我的英文禪学讲录Faith in Mind（《信心铭》）翻成了义大利文，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它的书名是Credere Nella Mente。

　　正由於我在欧美的英语世界，十六年来，主持了六十多次禪七修行，已被佛教界公认為禪师，所以，除了许多西方人的禪学团体，邀请我指导他们修行及介绍中国的禪学之外，到我执笔写这本书為止，已经在以美国為主的欧美各国，应邀在四十多所大学，做了百场以上的演讲，其中包括各常春藤联盟大学。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也在臺湾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及农禪寺，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禪修活动，转眼之间，迄今已过十五个年头，办了四十四次禪七。其间，有编、有讲、有写，也完成了关於禪的著作七种，其中的《禪门修证指要》及《禪门驪珠集》，是禪宗古资料的新编；《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与悟》，是我的演讲集和论文集。这五本书在国内的反应相当不错，因此到了一九九一年，便被臺北的圆神出版社，委请散文作家林清玄居士，合编成三本书，标题為《禪门三要》，而在市场的行情，相当的好。我也因此而被国内的许多人士，当作禪师来看。

　　在前面的第三章第一节中曾经提到，我有禪宗临济及曹洞两系的传承，禪修上亦曾有过体验，只是我在没有到达美国之前，从未考虑过将会成為一位指导禪修的禪师，因缘既然做了如此的安排，也就随顺摄化，负起了传授禪法的责任。

　　不过，以我在另一方面的表现，却又不能说我是一位禪师了。

　　一九七八年，当时中国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博士（西元一九○○─一九八五年），聘我担任该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设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从此，使我在国内，进入学府，担起了教育及研究的工作。虽然我还是每三个月要东西两地奔走一次，好在有臺北华严莲社的成一法师担任我的副所长，李志夫教授分担若干行政工作。我除了教书，仅张罗出版《华冈佛学学报》年刊，不算过分繁重。由於这项职务，使我有机会一边跟年轻的学生接触，教学相长；同时跟当时研究佛学的学者们保持联繫，自己也要撰写研究性的论文。

　　到了一九八五年，因為已升格為文化大学的人事及其政策，有了变动，我便辞去了该校的职务，在几位朋友和学生的期待鼓励之下，假臺北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创立了「中华佛学研究所」，并且出版《中华佛学学报》年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奉准教育部立案為乙种研究所，准许我们招收硕士班程度的研究生，但不授与学位。可是，我们的师资、设备、招生的人数及其报考资格，一律遵照教育部对於甲种研究所的要求，并且经过三年的学程，除了必须选修两种以上的语文，仍得修满三十六个学分，加上一篇论文，才能够毕业，所以他们具有硕士的实际学力。故在毕业生中，好多位都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的国立大学，如今已有完成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服务的学僧。

　　我在文化学院和后来升格的文化大学、东吴大学，以及中华佛学研究所，任教的学科，曾有华严、天臺、净土、中观、唯识及禪学，当我教了数年之后，学生摸著了门，我则因此而懂得比学生要多，所谓水涨船高，是不变的道理。我很感激有这种的机会。例如因為要教《华严五教章》，所以让我去看了华严学的许多相关论作；因為要我教唯识学，所以蒐集到我能够发现的有关《成唯识论》的註解和研究论文；因為要我教中观学，使我阅读古今中外有关於《中观论》的註释、研究，以及各种《中论》的异译本。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学程中所欠缺的。当时，我是抱定这样的态度：我懂得不多又不精，没有关係，总是要求我的学生们在听课之后，能够青出於蓝；我自己不行没有关係，但要坦白地告诉学生，不要以我做标準，当以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标準為标準。这也非常有用，例如当年听我讲中观及唯识的学生惠敏法师，如今从日本东大完成博士学位回来，已经接替我来教授这两门课，比我教得更好。文化大学出身的陈英善博士，当年听我讲华严和天臺，目前就在我们所裡担任这两门课程。慢慢地，我把禪学及净土学，也都交给了年轻一代，如日本佛教大学的文学博士慧严法师等担任。对於现代化的佛学教育，我是一个在篳路蓝缕的景况下开出一条小路来的拓荒者，至於宽广的大道，则有待后起之秀的继续努力。

　　我没有受过现代化的大学教育，甚至也不曾读过高中，可见，由我来从事教育工作，并不是最恰当的人选，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不过闽南语中有句俗谚：「没牛使马」。没有牛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一匹瘦马，勉强可以代用而已。但我正在从事研究所的教育工作，乃為事实。

　　又因為我是国际佛教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创始会员之一，每两年在世界各国轮流召开一次论文发表会，我均受到邀请。同时，我们的佛学研究所，也有一份每年出刊一册的《中华佛学学报》，每次容纳二十万到四十万字，我就必须每年至少要写一篇富於学术性的研究论文。其中有连贯性的是对於明末佛教的研究，也可以说，那是我博士论文的后续工作。每篇都以中文撰写，然后翻成英文。到一九八七年，我将其中的四篇：1.〈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2.〈明末净土教人物及其思想〉，3.〈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4.〈明末的居士佛教〉，总共近二十万字，辑成一书，名為《明末佛教研究》。由於这本书的出版，好多人误以為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其实，我的学位论文是由关世谦先生译成中文，於一九八八年交给臺北的学生书局出版，列為他们宗教丛书的第五种。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后续的一本论著，虽然看的人不多，却已成為世界各国较大的公私立图书馆东方部都会收藏的文献，凡是研究中国明清问题的学者，也多会参考这两本书。可见读的人虽然少，并不是没有用。因此，我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学者，应是无可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