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翔非《新孝道》序（2）

朱翔非《新孝道》序（2）
　　而我们现在的儒学界，长期以来，只会做哲学思辨与抽象研究，不擅长做结合社会实践的具体工作，亦不重视化民成俗。研究多集中在做某某学者思想之分析、或某某学说之讨论，用一些抽象术语、概念谈谈道德主体、天人合一，固然可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对于游魂之为神为圣，说得再多，也不能认为儒学便已复苏了。

　　要让儒学复苏，必须重新使其有躯体。假若儒学旧的躯体早已破损，或在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祭礼中，业已析肉还母、析骨还父，以赎其可能曾有之过愆，现在也当莲花化身，方能再成就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没有身体，终是游魂，虽亦能嘘全球化之云、呼世界和平之雾、吸生态思想之精、吐普世伦理之气，终是虚说游谈，无裨于实际的。

　　这当然不是说儒学与世界和平、儒学与全球经济发展、儒学与全球多元文化、儒学与生态文明等论题不重要，它们都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却还有点儿远。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如何让儒学真正在我们社会复苏起来。

　　然则，该如何下手呢？

　　儒家所强调的五伦关系，是由家庭延申开来的。礼肇端于夫妇，而后有父子、兄弟，这都属于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社会性的伦理才是君臣和朋友。发生及实践之次序则是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由家庭再到社会的。所以修身齐家之后才治国平天下。

　　在这套伦理观底下，家庭之重要性不言可喻。它是伦理行为起始之处，人学会一切修己待人之方法的伦理实践场域，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现代化社会变迁对儒家思想的最大冲击，其实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儒家不再与国家意识型态、文官考试制度、教育体系结合了，而是传统的家庭结构被破坏了。家的伦理地位丧失，儒学之社会性基础乃随之动摇。

　　西方思想，无论希腊传统或希伯来传统，对家庭之重视均远不如儒家，儒家所讲的“孝”，在西方也几乎不成为一项重要伦理义务。现代化，更强调社会应由传统型转变成现代型。传统型，就是血缘地缘性的乡土社会，现代型则是契约性的城市社会。因此，现代化即预设了人应脱离农村式的家庭、宗族小区，进入成就取向而非身分取向的都市化工业社会。人的伦理关系，亦将由家庭宗族内的长老礼教统治，转而面向机械的契约型关系，人与人都只是陌生人，彼此依法律契约确定其权利义务。

　　这种新伦理态度，透过新的教育及社会意识塑造工程，渐次造就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它告诉青年：家是个长老与礼教统治的僵化领域，唯有逃离，才能获得自由、实现理想。曹禺《雷雨》、巴金《家》之类数不清的小说戏剧，都以暴露传统家庭的黑暗、伦理扭曲为目标，教人要挣脱其束缚，以此为自我意识醒觉的指标。

　　但家庭事实上不待青年们逃离，便已然瓦解了。因为现代化以后，农村人口外流、经济结构破坏，青年就学或就业，都必须到都市去；大部分老家均只剩老人与小孩，人口结构不完整、伦理亲情维系困难，父子几成陌路。

　　在都市中挣扎谋生之青年，虽自建小家庭，但夫妇大抵均须就业，故亦聚少离多，甚或分隔异地，感情日淡、离婚率日高。都会男女，感情又极复杂，家庭尤其不易维持。台湾的离婚率已达三分之一以上，大陆马上也将追上，可见家庭在现代社会中是极其脆弱的。

　　在这样家庭中的小孩也很可怜。单亲、不知其父、未识其母、兄弟异亲……等各种情况层出不穷，姑且不说了。一般也都是幼时父母无力抚养，不是花钱交给异乡、异国或身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姆，就是丢给老家的老人带。待其稍长，则丢给幼儿园、小学。小孩子所得到的亲情和家庭教养，没几个人是健全的。

　　老人的赡养，一样是大问题。都市住房大不易，大部分人无力接老人到城市共住。即或接来，老人亦不习惯都市生活。且父母与子女媳婿本来就不曾共同生活过，一旦共居，勃溪时起，反而大家都不愉快。因而颇有往住养老院者。但养老院再好，怎比得上自己家呢？况且除非有钱，赡养院也进不去，许多老人被子女弃养，岂无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