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翔非《新孝道》序（1）

朱翔非《新孝道》序（1）
　　龚鹏程

　　在谈儒家思想时，许多人都会强调儒家学问并不只是一套玄思或言说，它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所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不光要明理，更须把所明之理具体表现在为人处事上，故读圣贤书，目的是学圣人那般让自己也努力成为圣贤，否则就只是口耳记诵之学，与自己的身心性命无关。

　　这个儒学的基本原则，相信没有人不明白，但落在具体实践层面却又怎么样呢？

　　大部分人其实仍只是在理论上明白了、在言说上强调了而已，在具体为人处事上如何表现圣贤气象，恐怕甚少人在此自我要求。因此，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根本在“修身以为本”这一关上就极少人真去实践，实况如此，儒学焉能复苏乎？

　　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今人以具体实践成圣成贤为难事，古人应当也是如此。但古代有一个儒学实践的环境，现今则无。什么环境呢？

　　人从小在家庭中长大，家庭的父母兄弟戚属关系、人与人相处的伦理要求，在一个基督教文化中，跟在一个儒家文化社会中，当然就会显现为全然不同的伦理实践环境。人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真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许多人生态度、价值观、人际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审择分寸，皆自然塑就矣！

　　于是，在以君子之道为家庭伦理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君子之道的实践，可说太半是“少习若自然”的，不必困知勉行，自然在其行为上就表现符合儒家君子之道的德行。中国社会上许多老百姓，可能根本不识字，也没读过《论》《孟》，但其温厚诚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正体现着儒家的儒理精神，即因传统社会原有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在协助他，使其如此。

　　此种伦理实践环境，事实上即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在儒家思想浸润下，又经历代儒者“化民成俗”，努力推动着儒学的社会化，早已使得中国的社会组织跟儒学结合为一体。儒家的主张，与中国人的具体伦理生活、社会活动也结合为一体。

　　举个例子。清雍正间，吕子振所作《家礼大成》，民国十一年杨鉴予以重修，至今仍流行于台湾民间，重印版本不可胜数，我手上这个排印本就是一九九○年台南市西北出版社的。可见它对现代台湾人（至少台湾南部人）之行事仍有规范性或参考性的，否则书店不会重排出版。

　　此书卷一为：学礼要务、冠笄析义、人事类语、宴礼投刺、百忍治家、治家先礼。卷二：帖式称呼、往来拜帖。卷三：人品称呼、时令名号、物类称呼、交结称颂、自谦男女。冠笄要礼。卷四：婚姻仪礼、结婚新式。卷五：世系事迹、祝寿式、寿文式。卷六：丧祭总论、初丧辨考、衣制辨考、明器辨考、称呼辨考、服制辨考、吊慰辨考、营葬辨考、祀礼辨考、祭祀辨考、初衷仪礼、服制等杀、五服制度、治丧什仪、吊赙礼仪、屏白讣文。卷七：诔轴祭文、治丧八礼。卷八：丧祭八礼、告迁祔祭、时祭仪礼、封赠告祖、拜忏设斋、年节故事、祀神礼仪、吊挽联对。

　　这种书，在传统社会就像黄历、朱子治家格言一样，大抵家有其书，临婚丧喜庆、交友吊宴之际，即以为参考，依教行事。而所有的活动，看得出都是依儒家的道理做的。即使人死了以后，社会上随俗找僧尼拜忏设斋，此书因之，却也仍要说：“大学士石斋黄先生联曰：讲圣经，作佛事，理乎理乎？承母命，答父恩，情耶情耶！”足证其儒家立场，故序曰：“人之一身，所晋接着不外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此五伦者，非礼以维之，则上下之分乱、亲疏之等淆。生而男女冠婚，死而祖父葬祭皆莫知折衷，将何以立于天地间？”表明他作这本书即是要将儒家之礼，具体落实在每家人之日常行事中的。

　　此书乃依朱熹《家礼》而作，我国宋元明清之社会，家行此礼，故形成为一儒家型社会。任何一位家长，不论他信佛信道有多么虔诚，他冠婚丧祭、岁时年节、社交活动均不可能不这么做，至少不会距离太远。他教育小孩子时，也绝对不会说：你要空啊、要看破啊、要解脱啊！只会说你要兄友弟恭、孝顺父母、待人仁厚等等。这即是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意识对人的形塑作用。儒家思想，其实就具体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但社会在清末开始现代化之后，社会组织结构已然产生了许多变化。再经文革破四旧之冲击，儒家的社会性载体破坏极为严重，它已从家庭、宗族、乡里、教育体系、宗教生活中脱离出来，只做为一种思想、学说、概念、伦理价值的存在。因此余英时先生曾以“游魂”来形容它。游魂没有躯体，故亦无具体实践性，只是崇者尊之为神、反对者视其为鬼罢了。它不能白画现形，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